向阳渠畔故乡情

刘占龙

人们常说：人老了，往往就会在回忆中度过。

我虽然还没有老到内存中只剩下回忆，但是，毕竟也将近六十了，接长不短地就会想起以前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酸甜苦辣的过往，含辛茹苦的生活，虚无缥缈的理想。当然，想得最多、心心念念的还是内蒙兵团的生活。若干年来，无论是在天南海北，还是异国他乡，无论是为事业奔走，还是为生活瞎忙，心里总放不下那块曾经让我们留下了无数汗水和泪水，充满了失望和痛苦的土地。

或许，正是在这块土地上挥霍了我们的青春，抛荒了我们的年华，所以，才对这块土地魂牵梦绕，思念无涯。你说这是斯德哥尔摩情结也好，还是人的本性使然也吧，向阳渠就是我心里挥之不去的地标，沧海桑田永远也割舍不下的牵挂。

今年是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四十周年，也是我离开这块土地三十五周年。

四十年的时间，不知不觉就倏然飘去，快得像坐宇宙飞船，沿途风景一掠而过，让你来不及细赏，更来不及品味，仿佛“刷拉”一下子就从一个懵懂无知的少年变成了两鬓斑白、年近花甲的老人。

“鸟近黄昏皆绕树，人当岁暮定思乡。”一直有个愿望，就是在有生之年，去看看那块让我们付出了青春热血的土地，怀念了多年，但一直久违的故乡。酝酿多时，今年4月4日，我们一行六人——刘俊喜、赵金明、侯中瑞、刘素梅以及作者本人，还有兵团第二代蔡瑾——终于成行。

出发（蔡瑾摄）

从左至右：赵金明、刘俊喜、刘素梅、刘占龙、候中瑞

踏上北去的列车，我的心情就一直平静不下来。

其实，我在五原县待了五年，在呼和浩特市待了十三年，这条铁路走过几十次，或独行，或结伴，有愉悦，有悲伤，有落寞，有彷徨，但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心潮起伏、倒海翻江。以至夜深了，还一直独自坐在窗前，看着黑黢黢的野外，浮想联翩，无法入睡。

刚才，我们六个人围坐在一起，拿出了各自带的食品，边吃边喝边聊，感觉好像一下子穿越了时空，又回到了三十年前。那时物资匮乏，人们千方百计地踅摸来点吃的，总得放在一起，资源共享，见者有份，谁来谁吃，不分彼此，颇有点原始共产主义的味道。连里男生中流行的一句话是：“脸皮厚吃个够，脸皮薄吃不着。”意思是：看见吃的，你别客气，坐那儿就吃，谁也不能、也不会说什么。但是如果你要客气，在那个狼多肉少的年代，别人对你就不客气，嘁哩喀喳、风卷残云般就塞进肚子里了，速度快的绝对让你瞠目结舌。

那时候，每次淘换到一点儿东西，吃完后，有人就会摸着肚皮自嘲地说一句：“你别看穿身黄皮（兵团服），还他妈真吃香东西。”大伙儿就会哈哈大笑。正是这种诙谐、幽默和自得其乐，才使百无聊赖的生活有了些许亮色，熬过了那个生活困苦、精神空虚的荒诞年代。

那时候的患难与共和朝夕相处，结成了我们兵团战友几十年来肝胆相照、牢不可破的友谊。

改革开放迫使人们撕下了温情脉脉的面纱，社会观念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大潮携带着冷漠、自私、人不为已天诛地灭的铁律席卷而来。“钱”成了人们心中顶礼膜拜的“神”，判别是非曲直、成功失败的唯一标准。在这种情况下，强取豪夺、尔虞我诈，言而无信、谎话连篇大行其道，人与人之间失去了最基本的信任。但是，社会公认有四种人的关系至今没变，是目前社会上最铁的：下过乡的，扛过枪的，蹲过窗的，嫖过娼的。别的事没有体会，说不清楚，我们兵团战友的友谊几十年来确实是稳如磐石、固若金汤，即使刮8级台风，掀10级地震，也丝毫撼动不了我们用青春和汗水铸成的友谊。

已经是后半夜了，车厢里静悄悄地，唯有旅客大小不一、粗细不匀的鼾声此起彼伏，打破了夜的宁静，赶跑了夜的寂寞。我的思绪依然滚动、跳跃，丝毫没有睡意。

蓦然，想起了火车上的一次邂逅。

那是年还是年，具体记不清了，我到北京出差，回去时，买的是北京——呼和浩特的89次车票。上车后，放好东西，我就从窗口找我弟弟。因为每次回来都是他送我上火车，临走了，怎么也得和他打个招呼。

一抬头，看见了一个非常熟悉的人影，在车窗外一晃，就不见了。“刘玉雪”，我不禁轻轻地叫了一声。显然，她先看到我了，但是不想见我，所以躲到窗户的另一边了。我挺纳闷：在一个班里待了那么多年，好不容易见一面，怎么连个招呼都不打，连句话都不说，还匆忙藏起来，是怕我和她借钱吗？

我一边瞎琢磨，一边坐到了铺位上。看到我对面的那个人还在收拾东西。放好后，转过身坐到了铺位上。我一眼就认出他来了，心里又惊又喜：“这不是靳卫东吗？”可是，再看他，神色漠然，看了我一眼，然后开始东张西望地到处瞧，时不时的趴到窗户前往外看。显然，他是在找刘玉雪。找了半天也没找着人，这才怏怏不乐地坐在那儿，一脸怅然若失的神情。

我有心逗逗他，就问：“你认识我吗？”

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摇头说：“不认识。”

“你不认识我？真是贵人多忘事，连我都不认识？”

“不认识。”靳卫东的回答斩钉截铁，不容质疑。

“你再想想，兵团的。”我提示了一下。

他又看了看我，依然摇了摇头，说：“不认识。”

给我来了个烧鸡大窝脖。

这夫妻俩真有意思，一个见着我就躲，一个躲倒没躲，可坚持说不认识，想法一致，行为统一，配合默契，不愧是对如假包换的亲夫妻。

在兵团时，我和靳卫东是一个班的，他是副班长，后来调到连部当了文书，并兼任连里的团支部副书记。年5月的一个晚上，微风和煦，夜色醉人，在操场的篮球架下，他代表团支部找我谈话，鼓励我写入团申请书。在这之前，我一直认为加入共青团是件很神圣的事，自己离一个团员的要求不能说相差十万八千里，也得差八万八千里，所以就从来没敢想过。

靳卫东找我谈话后，我才知道，团组织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神圣，高不可攀，我离一个团员的距离也没那么遥远，所以第二天就写了一份申请书交了上去。5月31日团支部通过了我的申请，6月27日团工委批准我成为正式团员，入团介绍人就是靳卫东。

我是连里发展的第一批团员。

年初，靳卫东调到食堂当了司务长，我接了文书工作。

他和刘玉雪谈恋爱时，经常在食堂的烧火间幽会，后来连里的人发现了这个秘密，有人就把李玉和在火车站与交通员接头时的那段著名唱段改成“时间约好七点半，等人就在烧火间。”那时，这句被修改的台词，在连里到处传唱。有时，半夜三更都会有人站在操场上，或高亢或怪声怪气地吼上那么一嗓子，是娱乐，也是调侃，更是一种文化生活缺乏的宣泄。

他是年离开一连去上大学的，满打满算分别也就七、八年的时间，不至于对我一点儿印象也没有吧。

面对他的失忆，我想用提醒的方式唤起他的记忆已经不可能了，只好自我介绍说：“我是刘占龙，还记得吗？”我想，我报出名字，他还想不起来的话，那真成了瞎子看灯——没戏了，就此打住吧。他盯住我看了一会儿，可能我的变化不是特别大，也可能在我的强烈刺激下，激活了他已经沉睡的大脑细胞，在海量的信息系统中反复检索，最后终于从回收站里找到了有关我的信息。

经交谈才知道，他现在在咸阳的河西公司工作，这次是去呼和浩特的河西公司出差（这两个河西公司原本是一个公司，因为战备才搬到内地一部分）。

要说靳卫东记性不好，也不尽然。

我们两个正在聊天时，列车员过来打扫卫生，他一眼就认出了这个女列车员是兵团的，随即问道：“哎，我怎么看你那么面熟啊，是兵团的吗？”

列车员一楞，马上回答说：“是啊。你怎么知道？”

“十五团菜班的。”

“嗯，你也是十五团的？”列车员脸上露出了他乡遇故知的欣喜笑容。

“我是一连的。”随着靳卫东的介绍，列车员大概想起了一些往事，越聊越近乎。最后，靳卫东不仅知道了她姓谁名谁，甚至连她们家的地址都“套”出来了。

其实，我也觉得这个列车员挺面熟。但是，如果只有我一个人的话，绝没有勇气去询问人家，更不敢和人家套近乎。人们常说：嘴甜的孩子有糖吃，会哭的孩子有奶吃。或许正是这种性格差异，才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靳卫东从河西公司出差回来后（河西公司在郊区，离市内还有一段距离），我用自行车带他到战备路的铁路员工宿舍找过列车员，可惜的是，吃了一个闭门羹。

深夜两点多了我才上床睡觉。

第二天早晨7：48，我们乘坐的次列车正点到达包头站。

从窗户里就看到接站的刘广存和陈军了。

四月初的北京，已是春意盎然，位于塞外的包头依然是春寒料峭，一下车还能感到丝丝凉意。不过，这点凉意马上就被久未见面的战友的热情冲击的无影无踪了。

陈军是原二师十九团的，赵金明和刘广存的朋友。在火车上，金明介绍过，知道他有病还来接我们，心里一直过意不去。所以握手时，大家纷纷向他致谢，并祝他早日康复。

兵团的人有个毛病，不论地点，也不管场合，一见面就说上没完没了，真有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之感。过去在连里就这样，现在岁数大了，更是日本人刨白薯——不吝秧子。大家和广存多年不见，问长问短，亲热无比，连出站都忘了。直到陈军提醒说，咱们先出站吧，到饭馆再说。大家这才边聊边往外走。

广存和陈军带我们到了昆都仑区的一个烧麦馆。别看这个小饭馆不大，但干净，整洁。八点半了，来吃早点的人大部分已经赶着上班走了，只有零零星星的几个闲散人员悠哉悠哉地慢慢吃着。

坐了一宿的火车，把昨天晚上吃的东西都咣当没了，还真有点饿。烧麦一端上桌，马上就有一股诱人的香味扑鼻而来，让人垂涎欲滴。

再看那烧麦，一个个收口微张，馅料微露，白如凝脂，形如石榴，从薄如蝉翼的烧麦皮上，可以看出深色的馅料隐隐约约的显现出来，宛如白玉上的沁色。夹起来，晶莹剔透，可爱无比；咬一口，菜香横飞，肉香四溢，面香沁人，葱香、姜香各种味道纷至沓来；咽下后，唇齿留香，回味醇厚。哇塞！太好吃了，这哪儿是人间美食呀，简直就是仙家贡品。

吃饱喝足，我们马上打车去了长途汽车站。

去五原县的汽车半小时一趟，非常方便。

我们几个人过了检票口，正往通向车场的门口走时，原一连的副指导员谢正林急匆匆地走了过来。奔八十的人了，步伐还是那么轻盈、快捷、矫健。我们几个人根本没想到他还会赶过来给我们送行，让我们着实感动，隔着拦截绳，和他寒暄几句，约好回来见，就赶紧上车了。

一连原副指导员谢正林在包头长途汽车站

9：30准时发车。

汽车一上高速，就像蛟龙入海，马踏草原，立刻开始撒欢。

四月的北京，虽然已经“暖风熏得游人醉”，但是天气依然是灰蒙蒙的，成天阴沉着一张脸，好像谁欠了它二百吊似的。太阳出来也是慵懒、颓废、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给人的感觉，不是正常的来“上班”，而是被逼着来应付差事。

再看内蒙的天，天空蔚蓝，白云朵朵，暖阳高照，金光四射，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

高速公路两旁，是一览无余的广袤田野，放眼望去，四周静悄悄地，没有人，没有动物，也没有一丝绿色，只有旷野一片，一片旷野；时不时地还能看到一片片白花花的盐碱地。田埂上，一些叫不上名字的枯草和枯枝上挂着的一两片黄叶在风中摆动，发出轻微地“哗啦”、“哗啦”地响声，使空旷、寂寥的大地有了些许声音，增加了一点生气。再往西走，可以看到大片大片耙好的平展展地耕地，一望无际。极目远方，地平线和天际线完全重合到了一起，弄不清是天连着地，还是地撑着天。

我们乘坐的这趟长途车是辆有四十多个座位的大巴，车上只有三十多个乘客，还有不少空座位。我们七个人（刘广存陪我们同行）中，有好几个人都单独一个人坐在窗户跟前，一句话都不说，目不转睛的盯着公路两旁的原野，追忆着失去的青春年华。从他们不断变化地面部表情，可以看到他们心里激流涌动、心潮澎湃。三十年前，那些有血有肉的日子，有筋有骨的生活，有情有意的事件，呈三维立体，一幕幕地展现在脑海里，鲜活，逼真，仿佛一下子又回到了那个青春萌动的年轻时代。

“电厂！”不知谁兴奋地叫了一声。汽车一闪就被抛到身后了。紧接着，汽车与乌拉特前旗擦肩而过，向五原疾驰。

中午12：00，大巴正点到达了五原长途汽车站。

下了车，我们就近住进了长途汽车站院子里的巴运宾馆。放下东西，把带来的食品匆匆忙忙地吃了几口，就迫不及待地上街了。

史料表明，五原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前沿哨所。

无论是数千年前的广袤草原，还是两千年来的沃野千里，都是胡骑的劫掠之乡，兵家的必争之地。赵国设九原郡，西汉设五原郡，都是为了宣示领土，固边保民。

或许上帝要补偿这些勤劳、善良的百姓，让他们在惶惶不可终日的艰难岁月中，能吃上一顿饱饭，就把这里变成了一个鱼米之乡。所以，历来就有“黄河百害，唯富一套”的说法。这是上帝的恩赐，也是黄河的杰作，更是百姓的洪福。

我第一次到五原县城是偷着来的。

那是年或是年，我在连部当文书。一天，要发一封电报。当时，团里没有这项业务，发电报只能到和胜人民公社所在地，离我们连大约有三十里地。那天，分配给连部的马让通讯员骑走了，副指导员谢正林就让我骑他的自行车去。

这是辆永久牌自行车，五成新，由于保养的好，特别好骑。除了几个连干部之外，这辆车一般人是不借的。说实话，一般人也不敢去借。其实，谢副特别好说话，由于是带着情绪来兵团的，在连里也不爱管事，过着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日子。

自行车是他从包头家里托运过来的。

我记得是初春，三、四月份的样子，天气还挺冷的。我骑车沿着向阳渠先到团部，然后再向西南方向骑。大约有一个多小时就到了和胜。当时，打电报的人很少，所以一会儿就把事办完了。和胜就是一个大村，也没有什么可逛的，回去吧，有点不甘心，去五原县城吧，也不知道还有多远，几点才能回来，太晚了怕挨批评，寻思了半天，最终还是好奇心战胜了畏惧感，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奔了五原。

当年的路是条土路，坑坑洼洼，高低不平，人们戏称“搓板路”。为了能早点赶回连里，不让连首长发现，我根本顾不上颠簸，只管拼命的往前蹬，一会儿就大汗淋漓了。路上基本见不到行人，我把全部注意力放到路面上就可以，又骑了大约一个多小时终于到了城里。

五原县城只有一条主街，宽不过数米，长不过二、三百米。街道两旁有几家卖土产、农资的商店和百货店，店里摆放的商品颜色单一、品种稀少，数量也是屈指可数，总的感觉是寒酸、土气，与北京有天壤之别。

只用了不到二十分钟就从街头走到了街尾，正感到遗憾时，忽然在街尾发现有一家新华书店。进了书店，柜台里，书架上摆放的除了“雄文四卷”就是马列的六本书。整个书店，这里一片红，那里一片白（马列的六本书封面是白色的），红白相间，白红相映，像巨型的俄罗斯方块。

我虽然文化水平不高，可书却是我的最爱。当时，中央正提倡学习马列的六本书，我倾其所有，买了《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反杜林论》四本书，虽然饿着肚子，但心里那个高兴劲儿比吃了蜜还甜。

回到连里已经是下午了，谢副问我是不是去五原县城了，我怕挨批评，矢口否认。

我们七个人在五原县的大街上徜徉。

二十一世纪的五原，一改三十年前“小窄道，土坯房，搓板路上尘土扬”的形象，如今三上三下的车道，笔直平坦，便道比北京的还宽，只是新移栽的行道树太小，树上枝杈寥寥，树叶也只有数得过来的几片。不过，路面干净，整洁，走在路上让人觉得心旷神怡。由于汽车很少，人们都在马路上溜达。沿途的房子无论大小，都是一砖到顶，再也看不到过去那种一坯到顶，或者穿靴戴帽（下半截和上半截用砖，中间用土坯）的房子了，而且四、五层，甚至五、六层的楼房随处可见。走到十字路口，有一个挺大的超市，超市里的东西琳琅满目，应有尽有。超市里的人也挺多，称得上是购销两旺。

晚上，原副连长的女儿孟庆梅和先生魏雨春给我们接风。为了让我们喝好这顿大酒，不胜酒力的这对教师夫妇专门请了一男一女两个同学陪酒。这两个同学确实是行家里手，能吃，能喝，能唱，关键是善劝酒，会劝酒。什么“角对角，面对面，左邻右舍来一遍”，“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舔一舔”，“能喝一两喝二两，这样的朋友够豪爽！能喝二两喝半斤，这样的朋友感情深。”像卖瓦盆的，说出来一套一套的，把我们几个都侃晕了。按说刘俊喜、赵金明、候中瑞都是“酒精”考验的“油袖”干部，也算能喝点的主儿，最后也喝了个东倒西歪、五迷三道。要是我一人，早出溜到桌子底下了。

6日早晨八点多钟，我们乘坐魏雨春和他的学生的车回一连。孟庆梅离开一连后，也好多年没回去过了，今天特意请了假，陪我们一块儿去。

人们常说，有缘千里来相会。我们和魏雨春就是有缘人，也是“老相识”，为什么这么说呢？

他虽然比我们小，可是也赶上了“上山下乡”，曾经在我们连的邻村——观灯圪旦村插队。那时候文化生活贫乏，我们连隔三、五个月还会放一场电影，但是村里一年到头也未必有这么一回。所以，我们连一放电影，他和村里的小伙伴就会成群结队地赶来看。当时放的最多的是原苏联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他看的最多的电影就是《列宁在一九一八》，全是在我们连看的。

说起这些往事，他也唏嘘不已。

如今，他是县一中的老师，专职管理电教室。

从县城到原十五团团部——现在的建丰农场场部，是一条宽敞、平坦的柏油路，汽车风驰电掣，只用了半个小时就到了。

现在的场部已经完全改变了原来团部的格局，可以说是面目全非，无从辨认了。幸亏有孟庆梅带路，找到了原团部礼堂。这里是刘素梅在团宣传队时排练节目的地方，如今改成了仓库，存放着化肥、手扶拖拉机等农用物资。刘素梅看后，感叹不已。孟庆梅告诉我们，原来各连的礼堂因为失去了使用价值，已经全部拆除了，所有的砖都卖了，现在只有团部的礼堂还保留着，不过改成了仓库。

团部礼堂（蔡瑾摄）

从左至右：魏雨春、孟庆梅、刘素梅、刘广存、赵金明、刘俊喜、刘占龙、候中瑞

从礼堂出来，我们开车直奔一连——现在的一队。

远远地我们就看到了一连的标志性建筑——原来食堂的三根烟囱，在一片平房的衬托下，显得突兀、孤绝、鹤立鸡群。

后来，知情人告诉我们，礼堂拆除后，礼堂后面的厨房也拆了，只留下了厨房的烧火间卖给了个人，现在改造成了几间住房。不知主人出于什么目的，把那三根大烟囱保留了下来。

连里的格局也变了，变得我们都认不出来了。

当年，兵团接收的是原劳改农场的房子，但布局合理，功能清晰，实用方便。兵团接管后，在原基础上做了改造和扩建，使得设施进一步完善，功能进一步加强。

原来营房北面是一片小树林，是连里战士们的休憩场所，防风固沙的天然屏障，如今已经踪迹皆无。不仅如此，过去斗渠上杨柳依依、树影婆娑，如今也是光秃秃一片，连根树毛也见不到了。当年3号地里有十几棵长了几十年的沙枣树，高大葳蕤，浓荫蔽日，如今也被砍伐的干干净净。从此，斗渠上再也见不到杨柳轻扬，向阳渠上再也闻不到沙枣花香。

三十多年的时间，在人类的历史上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对于一个物体来说，在大自然的无情摧残下，已然是沧海桑田，变化万千了。

当汽车驶进连里时，感觉像走进了地震灾区。我们当年住的房子，除了少数有人居住的之外，其它的基本上都倒塌了，到处是残垣断壁，满目疮痍。有的房是墙在，屋顶塌了；有的是墙塌了，屋顶还在，但也摇摇欲坠，随时都有坍塌的可能。原来覆盖在屋顶上的芦苇把子横躺竖卧，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断成了几节，大部分都腐烂变质了，有的还散发出了淡淡的霉味。不过，每间房上用来支撑芦苇把子的三根梁都没有了，不知道是队里统一拆走了，还是个人改做它用了。

街上，有十来个人闲得无聊，正在看一只小狗转圈。

现在的一队有多少人不清楚，原来我们老一连的人只有三个：两个复员兵，一个原场子弟。

复员兵中，张海富的日子虽然没像他的名字一样：像大海般的富足。但是，一定漫过了二支渠，像二黄河一样富有。队里最南面的四栋新房，有三栋都是他们家的（他的一栋，那两栋是他两个女儿的）就是明证。

我们到的那两天，不知道他去哪儿发财了。

胡开文的日子过的有点恓惶。

自老伴去世后，他就感到有些心灰意冷，没了精气神，屋里冷锅冷灶的，每天将就着过日子。我们看到他时，头发特别长，胡子拉杂，头上随意顶着一顶脏了吧唧的蓝帽子，穿着一件好长时间没洗过的蓝色中山装，黑裤子上斑斑点点，尽是污渍。黢黑的脸上沟壑纵横，皱纹密布，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

原场子弟张全元的日子过的则是有滋有味。

张全元是组建兵团时的老兵团战士，因为在家排行第二，所以人们一直都叫他老二，他也认可这个称呼，至于他的大名，好多人反而不知道。

其实，连里好多人不仅不知道他的大名，连他这个人也不怎么认识。因为他一直在离连队有5里远的羊号放羊，无论冬夏都是早出晚归，一年也难得来连队一两趟，更不用说和大家说说话，聊聊天了，所以大家对他也不怎么了解。

知青返城后，农场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老二两口子凭着自己的辛勤劳动，日子越过越红火。尤其是在农场开始大面积推广种植葵花之后，他们的收入是一年一个台阶，年年都有稳步增长。

让人自愧弗如、啧啧称羡的不仅仅是他经济上收入颇丰，更让人艳羡的是他凭一己之力和不高的文化水平，在五原这个文化并不怎么发达的边远地区，在建丰农场这么一个偏远的地方，居然培养出了三个大学生，而且是一个博士，一个硕士，一个学士。这样的丰硕成果，在整个建丰农场，在周围的十里八乡，就是把过去在一连待过的三、四百号天南海北的知青都算上，也没有几个。

老二绝对是人生的大赢家。

当然，二嫂也功不可没。

当我们去拜访他时，好客的老二夫妻俩热情地挽留我们一行吃饭。前文已经说过，我们和老二不是很熟，更谈不上深交，一下子来了十几个人在人家吃饭，总觉得不合适。但老二夫妇热情挽留，盛情难却，我们最终接受了老二夫妇的邀请，留了下来。

由于事先没有准备，只好有什么菜做什么菜。二嫂跟老二一样，也是个实在人，领着刘素梅到另一间屋子，打开冰柜说：“你想吃什么肉，自己拿。”并且一样一样地介绍：“这是猪肉，这是羊肉，这是鲤鱼，这是野兔子肉，这是野鸡肉。”品种还真不少。

更让人意象不到的是我们连的原副连长孟宪武，不顾自己80岁的高龄，大清早就坐头班车从临河市赶到了五原县城，一口气没歇，又马不停蹄地赶过来看望我们，让我们着实感动。

孟副是原场干部，曾参加过抗美援朝，在我们连主管生产。退休后，随儿子去了临河市。前几年，因患病，做了一个大手术，目前恢复的不错。

一直等到十二点多，魏雨春才把孟副接过来。

大家见面，又是问候，又是照相，折腾了好半天才开始吃饭。

战友情（蔡瑾摄）

前排从左至右：赵金明、胡开文、孟宪武、张全元（老二）、刘占龙

后排从左至右：候中瑞、刘俊喜、刘广存、孟庆梅、二嫂、刘素梅

二嫂已经为我们准备了一桌丰盛的午餐。

二嫂是湖南人，正经能做几个不错的菜（如果是内蒙媳妇，一般只会做大烩菜），猪肉自然是有的，还有平时见不到的野兔肉、野鸡肉、野菜，再加上我们带的几个熟食，凑了满满一桌。本来我们带了一瓶二锅头，可老二拿出了一瓶河套白酒，大家一致同意喝河套白酒，理由也很充分：情是故乡浓，酒是故乡醇，回到桑梓地，当然要喝家乡的酒。

说出来你也许不信，其实，那天获得人们交口称赞、一致好评的并不是炒菜，而是那锅米饭——老二亲自动手闷的柴锅米饭。当然，并不是二嫂做的炒菜不好，而是老二闷的米饭太好吃了，说天下第一、无与伦比有点吹牛，但确实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米饭。

刚开始动手做饭时，大家都忙着择菜、洗菜、切菜，并没有人留意到在另一个灶台上闷饭的老二。当米饭的香味从锅盖的缝隙中慢慢地弥漫到空气中时，有人说了一句：“米饭挺香的！”，虽然有人附和，但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喝完了酒，准备盛饭时，锅盖一揭开，米饭的香味像爆炸一样扑面而来，霎时充满了整个房间，随之飘到了院子里的饭桌上，清香四溢，馨香绝伦，不仅我们的人齐声叫好，就连一直站在墙外看热闹的人群都赞不绝口。

再看碗里的米饭，粒粒晶莹无比，颗颗分明剔透，米粒圆润，洁白细腻，软硬适中，富有弹性。吃到嘴里，甘甜绵长，粒粒弹牙，有韧劲，有嚼头，好吃的程度，绝非一两句话可以形容。

尤其是锅底的锅巴，外焦里嫩，脆爽香甜，一端上桌子，黄澄澄吸睛，香喷喷窜喉，瞬间就被争抢一空。最后，孟副的一句话做了点评：“手术后这几年呀，我每顿只吃一碗饭，今天破天慌的吃了两碗，这饭太好吃了！”

我当时也很激动，胡诌了一首七律，标题是《回一连感怀》，记述这一盛会：

年近花甲还故乡，抚今追昔倍感伤。

残垣依稀寻旧梦，小院环坐话沧桑。

相识只有三两个，合影已照八九张。

最喜老二勤劝酒，野菜胜过扒鸡香。

饭后，蔡瑾要拍知青的故事，我们兵分两路，一部分人帮助她去拍片子，一部分人帮助二嫂收拾残局，我和胡开文聊起了他的朋友——邸子。

邸子，名叫邸锦森，呼和浩特市一中68届高中毕业生，年5月7日参加的兵团，在连里赶过大车，放过马，后来当兽医。年知青大返城的关键时刻，他因雷管爆炸，受了重伤，大难不死，却落下了终身残疾。

年底，邸子转到内蒙古医学院附院治疗。得到消息后，医院看过他。当时，连里的知青绝大部分已经走了，还没走的人也正在办理困退或者病退手续，给他陪床的高方庆，也正在等待病退手续的批复。此时的邸子躺在病床上将近两年了，炸断的腿还没有愈合，胳膊和两条腿的肌肉都在萎缩，其心情糟糕的程度可想而知。

年，春节探亲回去后，因事耽搁了。大概四、五月份，医院看他，他已经出院了。是腿好了出院了，还是没人陪床出院了，无从知晓。从此，就没有了他的消息。

再见到他，是年5月5日，全连战友第一次聚会，纪念“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25周年”，没想到，邸子居然风尘仆仆从五原赶到了北京。遗憾的是，那天人太多，只是打了个招呼，没来得及细聊。晚上吃饭时，刚聊了一会儿，就有人把他叫走了，从此以后，就再没有见到他。谁能想到，这竟是诀别。

说来可怜，一连原来有三、四百个知青，全都病退、困退回了城，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孤苦伶仃，艰难度日。

身体残疾的痛苦，知青走后的落寞，形影相吊的孤独，婚姻生活的不幸，一重又一重的打击，一个又一个的灾难，全都落在了他一个人身上，无力化解，无人分担，只能默默地咬牙承受。那种万箭穿心、柔肠寸断的折磨，那种彻夜难眠、痛入骨髓的煎熬，那种哭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无助，那种心如死灰、前途渺茫的绝望，使他英年早逝，四十多岁就去了天国。

邸子：在天堂好好过吧！你再不用为生活奔波，也再不用为伤残苦恼。那里没有上山下乡，没有人嫌弃你出身不好。那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没有忧伤，也没有烦恼。

我怀着异常复杂的心情在旧房之间徘徊。

正是午休时间，人们还在床上大睡特睡，享受农闲的美好时光（现在，人们只种一种作物——葵花。四月底才开始播种），四周静悄悄地，没有一点儿声响。整个一队像个睡着的老人，显得异常冷清而萧条。在已经倒塌和尚未倒塌的房子之间，仿佛能听到墙壁之中土坯苍老而沉重的呼吸，芦苇把子痛苦而颤抖的呻吟。这些和我们几乎一样老的土坯、泥墙，看到过社会上的风云变幻，政治上的云卷云舒，它们就是历史的见证者，“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知情人。如今，垂垂老矣，和我们一样，正被或将被时代淘汰。

岁月可以流逝，物体可以风化，但是，血和泪写的历史是客观事实，它将彪炳千秋，永垂青史！任何人妄图篡改都是不可能的。

我继续在这些废墟之间踱来踱去，寻找青春的记忆，追寻逝去的时光。

7日上午十点多，我们乘车再回一连。行驶到十四斗渠时，傻眼了。一台挖掘机把路挖断了，车根本过不去。如果要去一连，只能从苏独仑桥上绕。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回五原。当把电话打到老二家时，二嫂一开口就埋怨我们怎么还没到。她告诉我，老二和胡开文一早就到向阳渠上等你们去了。我听见这句话，眼泪“唰”的一下就流下来了。什么叫“战友”啊！就是兄弟，亲亲的亲兄弟。我们顾不上年老体迈，奋力跳过那条刚挖开的大沟，沿着向阳渠大踏步地向前走去。

因为蔡瑾回去还有事，在老二家吃完饭，我们决定回包头。当汽车拐上了向阳渠背时，一股恋恋不舍的情愫油然而生。我们下了车，站在向阳渠背上，再看一眼这块让人伤心无限，又让人流连忘返的土地。

刚过正午，云淡风轻，灿烂的阳光直射大地。北面的1、3、5号地和南面的2、4、6号地胸襟大敞，让人一览无余。这些地块大小相等，整齐划一，渠道纵横，布局合理，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排灌体系。远看我们原来的营房，没有了衰微破败的形象，而是房屋栋栋，鳞次栉比。

试想，到了秋天，几千亩葵花争相怒放，大地泼洒成一片金黄，犹如一块块金黄色的地毯；一株株葵花昂首挺胸，傲然站立，像一个个飒爽英姿的战士；绿叶衬托着黄花，黄花映衬着绿叶，黄绿相间，绿黄相配，靓丽非凡，妖艳无比，这是一幅多么壮丽的丰收景象。

原来一连这么美！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块土地爱的深沉……”

祝福你，我的一连！

祝福你，我的故乡！

作者：刘占龙

来源：兵团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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