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游牧民及定居民之间的恩怨情仇

游牧民与定居民之间的冲突主要由环境的压力与土地分配制度的改变而引起，是达尔富尔暴力事件的主要诱因。游牧是许多达尔富尔人非常重要的生活方式，在该地区人数最多的一支游牧民族是巴卡拉人，他们广泛分布于科多凡及达尔富尔地区。巴卡拉人分为很多细支，如密西里亚人，塔沙人，本尼哈尔巴人及赖齐克特人等。而北达尔富尔的沙漠地区则居住着以饲养骆驼为主的游牧民族阿巴拉人。他们不属于“哈库拉”系统，所以他们需要依靠四处迁徙并需要随时经过定居民的土地。在他们迁徙之前，通常他们的首领需要跟定居民的首领提前协商迁徙路线，并受到政府机构的监管。这种模式实行了多年，但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大旱改变了一切。因为严重的干旱，农作物大幅减产，很多定居民开始转变为牧民，也迫切需要放牧的土地。同时，严重的干旱在达尔富尔地区北部造成了可放牧土地的大面积缩小。在这种情况下，北部的骆驼牧民则希望维持先前的生产秩序。所以定居民与游牧民的关系日益紧张。

19世纪80年代的严重干旱造成了几次规模较大的冲突。但是长久以来，这种冲突已经形成了其特有的解决途径，主要为当地的风俗习惯或者调停机制，或者依靠一些部落的特殊节日甚至是通婚等。其中最重要的解决机制就是部落首脑会议，一般在每次冲突之后都会随即召开。组织者一般都是当地部落首领。但是随着土地制度的改革，部落首领地位严重下降，以至于他们再也不具有解决矛盾的权威。更为糟糕的是，苏丹继任统治阶层这些部落或种族冲突巩固自己统治，为该地区的不稳定埋下了祸根。

四、紧张的种族形势及复杂的边界形势

环境的恶化及对资源的争夺固然是部落冲突的一部分，但是种族边缘化及所谓的政治精英的蓄意操纵是持续不断地屠杀甚至是清洗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苏丹独立后，政府由来自国家中北部的说阿拉比语的少数精英所掌控。除了大力发展他们的家乡之外，这些人还试图建立一个基于阿拉伯主义及伊斯兰教的国家。这些政策遭到了逐渐被边缘化的南部、努巴山附近及红海区域的非阿拉伯民族、非穆斯林人的强烈抵制。

19世纪50到60年代，一系列基于种族的反动武装逐步形成并制造了多起冲突。特别是在南部地区，内战持续了几十年。在达尔富尔地区，达尔富尔发展阵线在60年代中期形成，主要为该地区的经济发展需求及更大的自主权而进行斗争。尽管规模比较小，但是对喀土穆政权的不满情绪在达尔富尔地区却大肆蔓延。

达尔富尔的冲突还对乍得及利比亚造成了严重的伤害，有些部落如赖齐克特人，密西里亚人，马萨利特人，扎加瓦人等在乍得及利比亚也有分布，这就使得跨境冲突变得更加频繁。

19世纪80年代的乍得内战也对该地区的形势造成了严重影响。利比亚参与了乍得内战，受利比亚支持的多个反政府武装将达尔富尔作为其战略后方，这些武装大肆抢夺达尔富尔地区农民及牧民的财富，并在此区域遗留了大量武器。

除此，卡扎菲妄图创立一个包含达尔富尔地区在内的穿越撒哈拉非洲的“阿拉伯带”来保证利比亚在该地区的霸权。按照卡扎菲的构想，他妄图将萨赫勒地带上部分说阿拉伯语的种族及图阿雷格族以及一部分游牧民族纳入其伊斯兰体系并作为利比亚入侵乍得的先锋部队。该地区相当一部分人是马赫迪主义的忠实拥趸，他们曾试图推翻尼迈里政府的统治。年起义失败后，大量的马赫迪主义拥趸潜伏在苏丹乍得及利比亚边境。然而，卡扎菲的所有希望在年被乍得军所击败。

尽管该地区大量武装最后都逐步解体，但是他们都经过了大量军事训练，并且配有武器，很多还是极端伊斯兰教主义者。臭名昭著的金戈威德民兵组织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在达尔富尔犯下了滔天恐怖罪行。年尼迈里政府倒台后，大量马赫迪主义拥趸重新回到该地区，加剧了该地区的武装冲突。

19世纪80年代后期，马赫迪主义拥趸逐渐形成一个新的组织，称为阿拉伯同盟，他们在苏丹西部大肆宣扬极端伊斯兰种族优越论并大力边缘化非阿拉伯民族。阿拉伯同盟宣称，尽管在苏丹西部的说阿拉伯语的民族在人数上还占有巨大优势，但他们在苏丹政治及经济上已经被严重边缘化。以此为理由，他们向中央政府不断索要更多的周边土地及政治话语权。他们的诉求跟中央政府制定的各项不合理政策加剧了他们与其他种族的矛盾。

除却来自乍得及利比亚的不安定因素外，苏丹与南苏丹的紧张形势也加剧了该地区的不安定因素。苏丹人民解放运动组织及其盟军苏丹人民解放军在南部地区制造了多起暴乱，他们宣称要创建“一个全新的苏丹”，将自己作为所有被边缘化民族的大本营。苏丹人民解放军不停的从努巴山、达尔富尔、青尼罗河及红海地区征兵来加强武装力量。但是在年，苏丹人民解放军的领导人，著名学生运动领导人达欧德被政府军逮捕并被折磨致死，这极大打击了该武装的士气。但是即使没有该领导人的牺牲，该组织也难成气候，因为苏人解的大部分成员都是南部的基督徒，而大部分达尔富尔人都是穆斯林信徒或者奉行马赫迪主义的国家伊斯兰阵线的追随者。

苏人运最重要的政治遗产是其建立一个新苏丹的纲领，他们主张建立一个多元的，世俗的，各民族团结在一起的国家，个人不会因为其信仰、语言、性别及地区等而被区别对待。这个纲领对所谓的苏丹精英统治者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威胁。阿拉伯主义及伊斯兰主义最激进的捍卫者即全国伊斯兰阵线，他们的目标则是将苏丹建成彻底的伊斯兰国家。全国伊斯兰阵线的领导人是哈桑﹒图拉比，他主张将伊斯兰意识形态扩张到全部的穆斯林地区，特别是萨赫勒带。图拉比将达尔富尔地区视为打开萨赫勒带的大门，并不断招募达尔富尔人进入该组织。按照图拉比的构想，国家伊斯兰阵线应该首先在苏丹取得政权，为此，他不断努力来增加其经济基础，并不断吸纳学生，工人及苏丹军人进入其组织。

19世纪80年代，随着苏人运的不断壮大，全国伊斯兰阵线加快了其政治推进步伐，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基础及在军队中的影响，他们于年发动了政变，并推翻了民选马赫迪政府。当政后，全国伊斯兰阵线加快了其将苏丹伊斯兰化的步伐，军队、政府及警察中大量人员以世俗化的罪名被清洗，而大量不同政见者遭到了杀害。全国伊斯兰阵线在南部发动所谓圣战以完成其意识形态统治。该政权对人权的侵犯，对周边国家的分裂活动及对来自其他国家的伊斯兰武装分子的藏匿及包庇活动使其遭到了国际社会的孤立。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对其实行了严重的制裁，并将其列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同时，苏丹政府因为其政治高压及经济萎靡在人民中的威望极低。

五、喀土穆政府与南部武装的和平协议

年，在内外多重因素的压力下，苏丹政府开始了与苏人解的和平谈判。主要驱使因素包括双方均无一举歼灭对方武装的把握，苏丹经济上的困境，政府在人民中的威信的持续走低，全国伊斯兰阵线的内部分裂及后9-11时代，美国对恐怖主义的强硬。和平谈判在肯尼亚举行，主要由IGAD（东非区域性跨政府发展组织）组织并资助，欧盟、联合国及美国都参与了此谈判。年，双方签订了和平协定，称为全面和平协定。全面和平协定被誉为能解决苏丹南部延续几十年的冲突的妙方，但是和平协定将其重心全部放在了解决南北矛盾上，对解决达尔富尔、苏丹东部及其他被边缘化的种族与中央政府的冲突却帮助甚少，这也成为达尔富尔反叛活动群发的重要原因。

年，苏丹解放军及公平与正义运动组织广泛兴起。苏丹解放军主要寻求更加世俗化的政治导向，而公平与正义运动组织更倾向于伊斯兰意识形态。但是这两个组织都要求在达尔富尔地区实行更大的自治权，并要求经济与政治资源的再分配。

六、达尔富尔危机升级与国际社会干预

年，在多重因素的累计作用下，达尔富尔的暴力事件如燎原之势展开。年2月26日，名自称达尔富尔解放阵线的武装人员攻击了格罗镇，在袭击了大量警察及军队哨所后，他们撤回了位于迈拉山的训练营。2周之后，苏丹解放军（SLM/A，前身为达尔富尔解放阵线）再次占领格罗，杀害了名政府军，其领导人米尼﹒阿库﹒米纳维向媒体发布了其政治宣言，宣称苏丹解放军反对阿拉伯化、政治及经济边缘化，以及“受到喀土穆政府资助的残酷压迫、种族清洗和种族灭绝”的政策。年4月25日，苏丹解放军及正义与平等组织的联合部队采用游击战术袭击了法希尔机场，大败苏丹政府军，摧毁了其直升机及安东诺夫轰炸机，并俘虏了空军少将易卜拉欣﹒布什拉。同时，另一支苏丹解放军在库图姆城外缴获4辆坦克，并俘虏了公共安全情报部部长穆巴拉克﹒穆罕默德﹒撒拉吉。5月末，苏丹解放军在库图姆以北捣毁了苏丹政府军的一个营，杀害了人并俘获了人。喀土穆政府也很难组织起有效的反击，主要因为其军队因战线太长导致优势兵力不够集中。政府开始求助于臭名昭著的雇佣军来解决南部及努巴山附近的武装叛乱。除此之外，政府还故意利用种族差异及矛盾来挑起各种族之间的战争，以收渔翁之利。甚至，政府有意加强部分种族，利用他们来加强自己的武装力量，最臭名昭著的就是金戈威德民兵组织的创立。该民兵组织成员大多招募于阿拉伯语民族。他们接受了苏丹政府军的培训及武装，在武装直升机及安东诺夫轰炸机的支援，金戈威德民兵组织开始对富尔人、马萨利特人和扎加瓦人的屠杀和清洗。他们与苏丹政府军并肩作战，在达尔富尔对非阿拉伯民族犯下了滔天罪行。他们的屠杀造成了约30万达尔富尔人的死亡，近万人因此背井离乡，颠沛流离。

这种规模的屠杀事件造成了国际组织的大量撤退，也因此被美国称为大屠杀。但是国际社会对此地区并没有采取与他们的言论相匹配的行动。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不愿武力干涉苏丹的冲突，也未形成统一的对苏政策。联合国对苏丹做出了一系列的安全评估，并通过了一系列的决议。但是苏丹政府拒不合作的态度及苏丹的石油资源外交让这些决议大多以流产告终。

最有希望解决该地区问题的方案是派遣维和人员。但苏丹拒绝任何欧洲国家维和力量进入其国境，只同意部分非盟国家人员进入。7年，联合国通过了向苏丹派遣苏丹及非盟联合部队的决议并获得了苏丹政府的批准。在联合国、非盟及周边国家的多重压力下，苏丹政府及反叛武装在6年在尼日利亚举行了一次联合会谈并最终签订了达尔富尔和平协定。但是，参加会谈的三支反政府武装中只有一支同意了该协定。达尔富尔和平进程的最大障碍来自于苏丹政府及反动武装。苏丹政府只在书面或口头上同意和平协定，却从来没有将其落到实处。而达尔富尔的反政府武装却又高度分裂，难成气候。据估计，达尔富尔地区至少有十几支反政府武装，他们与政府军的冲突及他们之间的冲突造成了巨大的灾难。有些反动武装也曾试图团结其他武装形成合力来对抗政府军，但最终都被政府政府或来自乍得、利比亚或厄尔特里亚等的外部因素所粉碎。另一方面，达尔富尔的反叛者成为了苏丹及乍得之间代理人战争的一部分。8年2月，乍得反政府武装与苏丹政府相互勾结，意图推翻乍得伊得利斯政府。而乍得政府却试图团结公平与正义运动组织来袭击苏丹首都。

在当时，苏丹困境很难让人看到曙光，和平进程主要受困于苏丹政府的阻力，反政府武装的分散，及国际社会对此地区缺乏决心的行动等。大量的难民被安置在临时任务点，他们只能依靠援助及贫瘠的土地上的极少的农作物来谋生，他们看不到任何归乡甚至是和平降临的希望。7年12月，联合国-非盟混合行动达尔富尔特派团（联非达团）开始了其使命任务，这也几乎成为了该地区走向和平进程的唯一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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