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常江

标题丨流行歌曲与中国形象的跨文化认知：基于对苏丹青年群体的深度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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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主要采用跨文化传播理论中的“文化力”（culturalforce）理论，考察中国流行歌曲的跨文化传播对非洲青年群体认知和理解中国国家形象的影响机制。通过对非洲国家苏丹42位学习汉语的青年的深度访谈，本文归纳出中国形象通过流行文化路径实现跨文化传播的三种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尝试建构国家形象塑造与传播的“流行文化路径”，即在跨境流行文化产品中有意识地植入符合中国文化逻辑的普遍性意象，从而令海外受众在娱乐消费中获取对中国国家形象积极、正面的认知。

如何在跨文化语境下有效塑造积极的国家形象并实现顺畅传播，始终是中国学界热议的话题。一些研究表明，中国形象的跨文化传播效果与中国经济的海外扩张以及中国机构介入外国地方事务的程度密切相关。[1]例如，在与中国保持着密切经济关系的非洲，中国比在其他地区更成功地树立了自身作为“无私的援助者”和“非对抗性政治伙伴”的良好形象，与时常为经济援助附加政治条件的西方国家形成了对照。[2]但这种政治经济层面上的良好形象，却长期以来难以转化为非洲民众对中国的正确、积极的文化认知。即使在一些与中国文化具有接近性的国家和地区，出于种种原因，上述任务也很难在短时间内达成。[3]如何将中国的政治、经济影响力转化为文化影响力，从而成功构建强大而不具侵略性的“文化中国”的形象，是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打造自身软实力的必由之路。

本文主要使用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力”（culturalforce）理论，考察一种重要的文化力——流行文化——在中国形象的跨文化认知中扮演的角色和具有的潜能。通过对在非洲国家苏丹首都喀土穆生活的42位非洲青年的深度访谈，本文尝试建立起有别于传统新闻传播思路的、以流行文化为路径的国家形象跨文化传播机制。

一、文化力及其内涵

文化力是跨文化传播和文化人类学领域的重要概念。在人类学家史华慈（S.H.Schwartz）看来，文化力是“社会群体共同认可的意义、信仰、实践、规范和价值的集合”。[4]另一位人类学家霍夫斯蒂德（G.Hofstede）提出包括五个维度的文化力分析指标体系，被广泛地运用于媒介研究领域，具有传统新闻传播理论难以涵盖的解释力。[5]某一文化体内的人对其他文化的理解，在文化力理论的视野下，其实是一种“跨本地化学习的过程”（trans-locallearningprocesses），[6]亦即跨文化传播不应被简单视为一种“应激反应”，其机制十分复杂和微妙，却往往为内容、文本和体制的研究者所忽视。

从经典文化理论来看，对于跨文化传播中的个体（同时也是意义解读的主体）来说，来自异文化的文本既是一种符合自身消费需求的文化商品，也是使自己形成对异文化认知的语境的构成部分。在传播学者里斯（S.Reese）看来，“在具体的社会语境下考察同一类文化符号如何指称不同的意义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人们正是在这种比较的实践中，以母文化为参照系（reference），形成对异文化的理解。[7]

文化力理论被用于阐释非洲民众对中国文化及中国形象的认知机制尤为适宜，这是由两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方面，一些研究显示了文化力在非洲民众接受和吸纳异文化的过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如非洲本土的新闻机构甚至以本地文化价值观为基础形成了有别于世界上其他文化的专业主义理念体系。[8]另一方面，长期以来，国内学界对于中国形象的跨文化传播的研究局限于欧美受众群体和新闻传播路径两个领域，无论作为全球化重要参与者的非洲还是与奉行与新闻传播不尽相同的接受逻辑的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因素，均未受到足够的重视。

▲图片来源于网络

流行文化（popularculture），则是一种建立在现代工业体系和本雅明（WalterBenjamin）所谓之“机械复制”生产技术的基础之上的文化形态。由于具有鲜明的通俗性和大众性色彩，流行文化通常被视为文化力最为重要的构成元素。[9]相比其他文化形态，流行文化因迎合人类普遍的文化消费习惯并遵循可被清晰辨识的全球共通的制作标准而天然具有良好的跨文化传播潜质。近年来，得益于孔子学院在汉语国际推广领域取得的成绩，中国流行文化产品比以往拥有更多进入跨文化传播管道的机会。在与中国有着密切经贸与文化往来的非洲国家，这一趋势尤其明显。[10]由是，本文认为，以非洲民众藉由流行文化路径对中国形象加以认知的机制为切入口，可以为我们理解“国家形象的跨文化传播”这一宏大命题提供更宽广的理论和方法论空间。

二、研究设计

本文主要采用深度访谈的方法，对非洲国家苏丹首都喀土穆地区的42位青年进行深度访谈，并依据对访谈结果的话语分析（discourseanalysis），来阐释中国形象藉由流行文化路径实现有效跨文化传播的机制。

本文选择中国流行歌曲作为“流行文化”的代表，并以之为基础组织半结构访谈提纲。之所以选择流行歌曲而非电影、电视剧等更具显著性的流行文化产品，是基于对非洲国家现实传播条件的考虑：相比电影和电视剧，流行歌曲的跨境传播更容易实现，对于非洲受众来说，接受成本与传播成本也更低；而一些预调查也表明至少在苏丹的汉语学习者群体中，中国流行歌曲的普及程度远远高于中国文学和影视作品。

访谈的问题主要包括三类：1.受访者喜欢哪些中国流行歌曲？以及为什么喜欢这些歌曲？2.这些歌曲中承载或传达的“中国”与其想象或印象中的“中国”有什么异同？3.中国流行歌曲中有哪些内容或情绪对受访者来说是消极的或不愉快的。访谈围绕着这三类问题展开，访谈者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拓展或追问，以尽可能触及受访者行为背后的深层心理和情感机制。

42位受访者主要通过人际网络搭建完成：最初接受访谈的是在读或毕业于喀土穆大学中文系的几位学生，后经其不断扩散，最终形成了如今的访谈规模。不过，受限于语言沟通成本和地域障碍，所有受访者均有一定程度的汉语学习经历，其中既包括在大学中文系接受过系统教育的“科班生”，也包括在孔子学院或其他汉语教育机构接受过一些培训的学员。受访者的男女比例接近3：1，即男性比例显著高于女性；所有受访者的年龄都在18-25岁之间，是典型的青年群体。

访谈主要通过在线实时通讯工具完成，包括Skype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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