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很小的时候起——约莫五六岁光景，就知道自己长大以后会成为一个作家。大概17岁到24岁那几年，我曾试图打消这个念头，但同时深知这样做是在抹杀自己的秉赋，或早或晚，我是一定会安下心来埋头写作的。

　　我家有三个孩子，我排行老二，比老大小五岁，比老三大五岁，因此我和他们之间都有点隔膜，此外八岁之前我没怎么见过父亲。由于这样的家庭环境和其它一些原因，我那时不怎么合群，岁数再大点时更是浑身讨嫌的怪癖，使得我在整个学生时代都不受欢迎。和任何一个孤僻的孩子一样，我终日沉浸在自己编织的故事世界中，喋喋不休地与想象中的人物对话，因而，我想，我的文学梦从一开始就夹杂着这种被冷落的屈辱感，以及不被看重的挫折感。我知道自己有驾驭文字的才能，也能承受现实中的种种不快，我意识到这为我打开了一扇通向某个隐秘世界的大门，在那里我可以对日常生活中遭到的失败进行回击，直至反败为胜。不过，在整个儿童时期和少年时期，我全部的严肃作品——其实毋宁说是煞有介事地写下的东西，加起来也超不过半打纸。大约在四岁，或者五岁时，我就作出了我的第一首诗，母亲替我把它听写下来。我现在已经完全不记得那首诗是怎么写的了，只记得写的是一只老虎，它长着“椅子一样的牙齿”，这个比喻还算不赖，不过我有些疑心，我的处女作多半是布莱克那首《虎》的学步之作[译注1]。十一岁那年，战争爆发（-18战争[译注2]），我写了一首讴歌祖国的诗，在一份地方报纸上发表；两年后基钦纳[译注3]去世，我作的悼念诗再次被这家报纸刊载。之后几年，我陆陆续续写过一些乔治王时代风格的“自然派诗歌”，大多半途而废，能坚持写完的，也莫不是拙劣蹩脚之作。此外我还曾尝试写一部短篇小说，那是一场惨败的记录，不提也罢。以上就是我在那些年间一本正经地写在纸上的全部成果。

　　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在这一阶段的确也从事过一些文学活动。其中首推毫无乐趣可言的命题作文，我可以一挥而就，不必费吹灰之力。除了学校里的功课，我还写过韵体赞美诗，这种半喜剧性质的韵文在我也是手到擒来，走笔之快，现在回想起来连我自己都诧异不已——十四岁那年，我写了一部仿阿里斯托芬[译注4]风格的诗剧，前后只用了大约一周时间。此外我还参与过校刊的编辑工作，有印刷版的，也有手抄版的，你恐怕想象不出比这些游戏笔墨更可悲的文字了，应付此类工作我自然游刃有余，如今我花在哪怕最没价值的报刊上的心思也比它多得多。在上述操练的同时，我一直在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进行着另一类文学实践，持续了十五年，甚至更久，那就是一册只存在于我内心深处的日记，当中演绎着关于我本人的一部连续“幻想剧”。我相信大部分儿童和青少年都有过类似的经验。在我童蒙初开之际，常常喜欢把自己想象为罗宾汉[译注5]式的绿林豪杰，刀头舔血，劫富济贫；稍大一点之后，我的“幻想剧”便挣脱了这种幼稚的自我陶醉，逐渐侧重于对我的行为和见闻作纯粹的描写。有时候我脑子里会持续浮现出如下一类的句子：“他推开门走进房间。一束淡黄的日光穿透细布窗帘，斜照在桌面上，桌子上座着一只墨水壶，旁边有盒火柴，推开了一半。他把右手揣在衣兜里，径直走到窗口。窗下的街道上有只花斑家猫，正在与一片枯叶纠缠不休，”等等等等。这样的练习一直持续到我大概二十五岁的时候，正好贯穿了我和写作无缘的那几年。尽管我不得不为了找到恰如其分的字眼而挖空心思——确实是挖空心思，但这种刻意的描写似乎是完全按违背我本意的，它只是源于一种来自外部的强迫性冲动。我在不同的年龄仰慕过的作家林林总总，我想，我的“幻想剧”一定深受这些人风格的影响，但在我印象中，其中的描述却始终保持着同样的、一丝不苟的品质。

　　在我十六岁左右的时候，忽然间对纯文字的音节和搭配所带来的愉悦茅塞顿开。比如《失乐园》[译注6]中的这两行：

　　他如此艰辛而奋力

　　向前，他艰辛而奋力。

　　虽然如今看来平淡无奇，但那时却让我血脉贲张，灵魂颤栗，就连以“hee”替代“he”的拼法都能给我额外的快感。至于说细节描写的必要性，我当然早已了然于胸。因此，当时的我如果说要写作的话，想写的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也就很清楚了。我想写的是一部波澜壮阔的自然主义小说，它要有一个悲剧性的结局，不仅要有大量细致入微的描写和艳惊四座的比喻，还要有大量辞藻力求华丽、且务使其读来琅琅上口的章节。事实上，我完成的第一部小说《缅甸岁月》大体上就是一部这样的作品，虽然那是我而立之年的作品，但实际上它的酝酿过程可以回溯到之前很久。

　　我之所以谈到上述背景资料，是因为我认为如果不了解一位作家的早期经历，那么就无从理解他的写作动机。他作品的主旨取决于他所生活的时代，至少，在风云激荡的革命年代确实如此，而我们目前处身其间的正是一个这样的年代；但在他真正动笔开始写作之前，势必已经确立了他的情感立场，且此后再也不可能完全脱开这一立场。约束自己的激情，使之不致流于幼稚或耽于激愤，这无疑是他的责任所在，但如果完全抛开了早期所受的影响，那么他将不会再有任何写作的冲动。姑且抛开著书以为稻粱谋的情况不谈，我认为写作有四大动机，至少，对于散文写作而言是这样。它们对每位作家发挥着不同程度的作用，而具体到某一位作家，它们各自所占的比重在不同的时期也不尽相同，这都取决于他置身其中的社会气氛如何变化。这四大动机是：

　1.纯粹的个人主义。期盼以聪慧著称、为世人津津乐道、青史留名、在小时候瞧不起你的大人面前扬眉吐气，等等等等。不承认这是一个强烈的写作动机，甚至不承认这是写作动机之一，无异于自欺欺人。科学家、艺术家、政治家、律师、军人、商界成功人士……简而言之，一切人类社会的精英，都具有这一特征，作家自然也不能例外。芸芸众生，大都不是特立独行的人，他们过了三十岁以后就几乎完全放弃了个体意识——基本上是在为别人而奔波劳碌，或者干脆被生活的苦役压得喘不过气。但当中也有少部分富于秉赋、意念执着的人，他们决意要按自己的方式生活到底，作家就属于这个群体。虽然相对新闻记者而言他们不太看重金钱，但我得说，严肃作家大体上比新闻记者更加虚荣、更加以自我为中心。

　　2.美学热忱。感知外部世界的曼妙，或者换言之，感知文字和它们的正确排列的曼妙。享受音节碰撞连缀带来的愉悦，享受好的作品——散文的稳健、小说的韵律——带来的愉悦。希望与世人分享诸如此类的个人体验，这是值得珍视、不应被忽略的想法。在很多作家身上，美学动机表现得并不明显，但即使是活页文章作者[译注7]、甚至是教科书编著者，也都会有他们得心应手的单词和短语，对它们的使用不带任何功利目的；又或者他们会对印刷的版式、页边留白的宽度等等有着强烈的偏好。只要是列车时刻表水平以上的书籍，都不能完全脱离美学方面的考量。

　　3.历史责任感。渴望看清历史的原貌，渴望挖掘真相并忠实记录，以为后人镜鉴。

　　4.政治目的。这里指的是最广义的“政治”。期望推动世界向某个确定的方向发展，期望转变其他人的观念，让他们认识到应该为何种社会奋斗。我再次申明，没有什么书是完全不带政治倾向的。有人认为艺术不应为政治服务，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立场。

　　不难看出，这几种不同的推动力一定会相互抵触，此消彼长，也一定会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就我的本性——这个“本性”指的是我们刚刚长大成人时所达到的那种状态——来看，在我身上，前三种动机的份量理应超过第四种动机。如果生活在和平年代，我或许会写几本文体华丽或者干脆是白描式的书，或许始终对自己的政治立场几近懵然无知。而事实上，我却身不由己，正在变成一名时政评论员。起初我找了一份并不适合我的职业，一干就是五年（印度帝国警察；在缅甸任职），后来又遍尝贫困和失败的滋味。这样的经历强化了我对威权的天然憎恶，第一次使我意识到劳苦大众的存在，在缅甸的工作还让我对帝国主义的本质有了一些认识，但这些经验尚不足以使我确立明确的政治方向。后来希特勒、西班牙内战等等接踵而至。但直到年底，我仍然不知道未来应该何去何从。记得我当时写过这样一首小诗，很能说明我进退失据的困境。

　　或许，两百年前

　　我是个快乐无忧的牧师

　　宣扬永恒的判决

　　同时照看我的胡桃生长；

　　可是，唉，生逢邪恶年代

　　我去哪里寻找那样舒适的港湾

　　看我唇髭疯长

　　没有一点僧侣的样子；

　　当时局向好

　　我们轻易便兴高采烈

　　于是哄骗不安分的思想入睡

　　并把它们安放在树荫深处；

　　一切无知的声名，我们愿意背负

　　世间的乐趣？就当它们不存在好了

　　藏身在苹果树干上的金翅鸟

　　就能让我的敌人们胆战心惊；

　　少女的小腹，还有杏子般的乳房

　　浮现在阴凉的小溪之上

　　拂晓时分，有马匹和鸭子列队飞行

　　一切原来只是一场梦；

　　不准再做这样的梦

　　我们荒废欢乐，或将其埋葬

　　特种钢打造出马匹

　　矮小的肥佬骑着它招摇过市；

　　而我只是条蠕虫，永远不知道转变方向

　　太监用不着三妻六妾

　　在牧师和政治委员之间

　　我像尤金？阿拉姆一样行进；

　　政治委员描绘着一幅蓝图

　　我却分心去听广播

　　牧师答应我一辆奥斯丁七号

　　这是杜吉常用的筹码；

　　我梦到我住在大理石宫殿里

　　梦醒后总在想它何日成真

　　我没有那么好命，生在那样的年代

　　那么史密斯有吗？琼斯有吗？

　　还有你，你有吗？

　　西班牙内战和-37年间的其它一些事件结束了我的摇摆不定，从此我知道了自己站在哪里。年以来我的每一篇严肃作品，乃至当中的每一行字，都在直接或间接地抨击极权主义、赞诵民主社会主义，当然，是我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生活在我们这样一个时代，说哪位作家能够对此类题材避口不谈，在我看来纯粹是胡说八道。每个人都在假借种种名义书写着这一类主题。这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一个为哪一方发声和遵循何种途径的问题。对自己政治倾向的认识越深刻，就越有可能在进行政治性写作的同时兼顾到美学和智识的追求。

　　过去十年间我最想做的，就是使政治性写作成为一门艺术。我的出发点永远是基于党派立场的情感，以及对一切不公的愤慨。当我坐下来打算写一本书的时候，我不会对自己说，“我得弄件艺术品出来。”我写书是因为我想揭露谎言，引导公众 　　言知之易，行之则惟艰。因为这将带来结构和语言方面的问题，同时也将以新的方式带来真实性的问题。我谨试举一例，以便能更直白地说明困难所在。我那部关于西班牙内战的书，《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当然是一部毋庸置疑的政治作品，但大体上讲，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尽量保持着客观，也特别注重形式。为了说出全部的真相，而又不违背我的文学本能，我付出了异常艰辛的努力。我这本书中有一个篇幅较长的章节，专门用来直接引用见诸报端的、或者类似的公开传播的消息，意在为托洛茨基分子辩护，驳斥关于他们和佛朗哥沆瀣一气的指控。很明显，这样的章节会毁掉整部书的清誉，而且一两年之后，任何普通读者都不可能再对这一章产生兴趣。一位我敬重的评论家为此还训了我一通。“你为什么要把那种材料全部放进来？”他说。“挺好的一本书，叫你给弄成新闻报道了。”他的话没错，但是我却别无选择。因为我碰巧知道绝大多数英国人都无缘知道的事，我碰巧知道清白的人遭到了诬陷。如果我不是因此而出离愤怒，我是永远不会写那本书的。

　　类似的问题总会改头换面，反复出现。而涉及到语言的问题则更加微妙，需要花相当大的篇幅来讨论。我只想说，近年来我一直在尝试转变文风，尽量少用写意笔法而多用写实笔法。我发现不管是谁，一旦他的某种写作风格日臻完善，他总会想方设法去寻求突破。我本人的首次尝试是《动物农场》，我完全明白我在做什么——力求使政治目的与美学目的能够很好地融合在一起。我已经有七年没写小说了，但我希望能早日再写一部。这注定会沦为败笔，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败笔，不过我的确知道，自己要写的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回顾刚刚写完的这一两页，我似乎是在表白自己的写作完全是受公德心驱使。我不想最终给读者留下这样一个印象。所有的作家都是虚荣、自私、懒惰的，他们写作动机的最隐秘处，埋藏着一个谜。写一本书，就是一次可怕的、让人殆精竭虑的拼争，就像是经历了一场漫长的疾痛折磨。若不是受到他既无法理解也无法抗拒的魔鬼的驱使，一个人是断然承受不了这件事的。说不定这个魔鬼其实就是让婴儿哭闹以求获得关照的同一本能也未可知。不过话说回来，如果不能持续不懈地努力抹去个性，作家也就写不出什么可读的东西。好的文章就像一块窗玻璃。我不能肯定在我身上哪个动机最为强烈，但我知道哪个动机值得遵从。梳理我既往的作品，我发现总是这样，只要我缺乏政治目，写出来的就是死气沉沉的东西，那就无非是一些层叠堆砌的形容词、毫无意义的语句、辞藻华丽的段落，以及通篇的假话。

　　译注1：这里的布莱克指英国诗人、画家威廉·布莱克（WilliamBlake；～)），曾经写过一首题为《虎》（TheTiger）的短诗。

　　译注2：即第一次世界大战。

　　译注3：指霍雷肖·赫伯特·基钦纳（HoratioHerbertKitchener；～），陆军元帅，喀土穆伯爵，绰号王中王。英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名将之一。以残酷无情、傲慢自负和镇压苏丹起义、结束布尔战争和一战前组建万大军而闻名。

　　译注4：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约前年～前年），古希腊早期喜剧代表作家。雅典公民。相传写有四十四部喜剧，现存十一部，有“喜剧之父”之称。

　　译注5：即侠盗罗宾汉，英国民间传说中的英雄人物，传说他聚集了一帮绿林好汉，凭借着自己的机智和勇敢，带领大家劫富济贫，对抗昏君的暴政。

　　译注6：《失乐园》是十七世纪英国诗人约翰·弥尔顿（JohnMilton；～）于年创作的一部史诗体长诗，全诗长约一万行，分十二卷，故事取自《旧约》。

　　译注7：在某个问题上支持某个党派的活页文章或其它短作品的作者。

我在荒岛上迎接黎明。太阳初升时，忽然有十万支金喇叭齐鸣。阳光穿过透明的空气，在喑蓝色的天空飞过。在黑暗尚未褪去的海面上燃烧着十万支蜡烛。我听见天地之间钟声响了，然后十万支金喇叭又一次齐鸣。我忽然泪下如雨，但是我心底在欢歌。有一柄有弹性的长剑从我胸中穿过，带来了剧痛似的巨大感。这是我一生最美好的时刻，我站在那一个门坎上，从此我将和永恒连结起。……因为确确实实地知道我已经胜利，所以那些燃烧的字句就在我眼前出现，在我耳中轰鸣。这是一首胜利之歌，音韵铿锵，犹如一支乐曲。我摸着水湿过的衣袋，找到了人家送我划玻璃的那片硬质合金。于是我用有力的笔迹把我的诗刻在石壁上，这是我的胜利纪念碑。在这孤零零的石岛上到处是风化石，只有这一片坚硬而光滑的石壁。我用我的诗把它刻满，又把字迹加深，为了使它在这人迹罕到的地方永久存在。　

我小的时候，常有一种冰凉的恐怖使我从睡梦中惊醒，我久久地凝视着黑夜。我不明白我为什么会死。到我死时，一切感觉都会停止，我会消失在一片混沌之中。我害怕毫无感觉，宁愿有一种感觉会永久存在。哪怕它是疼。　

长大了一点的时候，我开始苦苦思索。我知道宇宙和永恒是无限的，而我自己和一切人一样都是有限的。我非常非常不喜欢这个对比，老想把它否定掉。于是我开始思考是否有一种比人和人类都更伟大的意义。想明白了从人的角度看来这种意义是不存在的以后，我面前就出现了一片寂寞的大海。人们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些死前的游戏……

在冥想之中长大了以后，我开始喜欢诗。我读过很多诗，其中有一些是真正的好诗。好诗描述过的事情各不相同，韵律也变化无常，但是都有一点相同的东西。它有一种水晶般的光辉，好像是来自星星……真希望能永远读下去，打破这个寂寞的大海。我希望自己能写这样的诗。我希望自已也是一颗星星：如果我会发光，就不必害怕黑暗。如果我自己是那么美好，那么一切恐惧就可以烟消云散。于是我开始存下了一点希望——如果我能做到，那么我就战胜了寂寞的命运。但是我好久好久没有动笔写，我不敢拿那么重大的希望去冒险。如果我写出来糟不可言，那么一切都完了。 　　

我十七岁到南方去插队。旱季里，那儿的天空是蓝湛湛的，站在小竹楼里往四下看，四外的竹林翠绿而又苗条。天上的云彩又洁白又丰腴，缓缓地浮过。我觉得应该试一试。 　　

开始时候像初恋一样神秘，我想避开别人来试试我自己。午夜时分，我从床上溜下来，听着别人的鼻息，悄悄地走到窗前去，在皎洁的月光下坐着想。似乎有一些感受、一些模糊不清的字句，不知写下来是什么样的。在月光下，我用自来水笔在一面镜子上写。写出的字句幼稚得可怕。我涂了又写，写了又涂，直到把镜子涂成暗蓝色，把手指和手掌全涂成蓝色才罢手。回到床上，我哭了。这好像是一个更可怕的噩梦。

后来我在痛苦中写下去，写了很久很久，我的本子上出很多歪诗、臭诗，这很能刺激我写下去。到写满了三十个笔记时，我得了一场大病，出院以后弱得像一只瘦猫。正午时分，蹲下又站起来，四周的一切就变成绿色的。 　　

我病退回北京，住在街道上借来的一间小屋里。在北京借到很多书，我读了很多文艺理论，从亚利士多德到苏联比西莫夫，试着从理性分析中找到一条通向目标的道路，结果一无所成。 　　

那时候我穷得发疯，老盼着在地上捡到钱。我是姑姑养大的，可是她早几年死了。工作迟迟没有着落，又不好意思找同学借钱。我转起各种念头，但是我绝对不能偷。我做不出来。想当临时工，可是户口手续拖着办不完。剩下的只有捡破烂一条路了。 　　

在天黑以后，我拿了一条破麻袋走向垃圾站。我站在垃圾堆上却弯不下来。这也许需要从小受熏陶，或者饿得更厉害些。我拎着空麻袋走开时却碰上一位姑娘从这儿走过。我和她只有一面之识，可她却再三盘问我。我编不出谎来，只好照实招了。 　　

她几乎哭了出来，非要到我住的地方去看看不可。在那儿，我把我的事情都告诉她了。那一天我很不痛快，就告诉她准备把一切都放弃。她把我写过的东西看了一遍之后，指出有三首无可争议的好诗。她说事情也许不像我想的那么糕。但是我无论如何也想不起那三首诗是怎么写出来的了。我还不是一个源泉，一个发光体，那么什么也安慰不了我。

后来她常到我这儿来，我把写的都给她看，因为她独具慧眼，很能分出好坏来。她聪明又漂亮。后来我们把这些都放下，开始谈起恋爱来，晚上在路灯的暗影里接吻。过了三个月她要回插队的老家去，我也跟她去了。 　　

在大海边上，有一个小村镇。这儿是公社的所在地，她在公社当广播员，把我安排在公社中学代课。她有三间大瓦房，盖在村外的小山坡上，背朝着大海，四面不靠人家，连院墙都没有，从陆上吹来的风毫无阻碍地吹着门窗。她很需要有人做伴，于是我也住进那座房子，对外说我是她的表哥，盖这座房子用了我家的钱。人家根本不信，不过也不来管我们的闲事。我们亲密无间，但是没感到有什么必要去登记结婚。我住在东边屋里，晚上常常睡不着觉在门口坐着，她也常来陪我坐。我们有很多时候来谈论，有很多次谈到我。看来写诗对我是一个不堪的重负，可是这已经是一件不可更改的事情了。我必须在这条路上走到底。我必须追求这种能力，必须永远努力下去。我的敌手就是我自己，我要它美好到使我满意的程度。她希望我能斗争到底。她喜欢的就是人能做到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她的一切希望就系之于此。如果没有不可能的事情，那么一切都好办了。

我不断地试下去，写过无数的坏诗。偶尔也写过几个美好的句子，但是没有使她真正满意的一篇。我好像老在一个贫乏的圈子里转来转去，爬不出去。我找过各种各样的客观与主观原因，可是一点帮助也没有。她说我应该从原地朝前跨一步，可是我动弹不得。

我就这么过了好几年。有时挎着她的手到海边去散步时我想：“算了吧！我也算是幸福的了。她是多么好的伴侣。也许满足了就会幸福。”可是我安静不下来。我的脑子总是在想那个渺茫的目标。我常常看到那个寂寞的大海。如果我停下来，那么就是寂寞，不如试下去。

昨天早上，校长让我带十几个学生去赶大潮。我们分两批到大海中间的沙滩上去挖牡蛎，准备拿回去卖给供销社，给学校增加一点收入。下午第一批学生上船以后，忽然起了一阵大风，风是从陆上吹来的。这时潮水已经涨到平了沙滩，浪花逐渐大起来，把沙洲上的沙子全掀了起来。如果把我们打到海里，学生们会淹死，我也可能淹死，淹不死也要进监狱。我让学生们拉住我的腰带，推着我与大浪对抗。我身高一米九○，体重一百八十斤，如果浪卷不走我，学生们也会安全。

小船来接我们时，浪高得几乎要把我浮起来，一浮起来我们就完了。小船不敢靠近，怕在沙滩上搁浅，就绕到下风处，我把学生一个一个从浪峰上推出去，让他们漂到船上去。最后一个学生会一点水，我和他一起浮起来时，他一个狗刨动作正刨在我下巴上，打得我晕了几秒钟，醒过来时几乎灌饱了。我再浮上水面，小船已经离得很远。我喊了一声，他们没有听见，我又随浪沉下去。再浮到浪时，小船已经摇走，他们一定以为我淹死了。 　　

海里挣扎了很久，陆地在天边消失了。我一个劲地往海底沉，因为我比重太大，很不容易浮起来。大海要淹死我。可是我碰上了一条没浆的小船在海里乱漂。我爬上船去，随它漂去。我晕得一塌糊涂，吐了个天翻地覆。天黑以后，风停了。我看见这座大海之中的小孤岛，就游了上来。

我在荒岛上迎接黎明，我听到了金喇叭的声音。在这个荒岛上，我写出了一生中第一首从源泉涌出来的诗，我把它刻在了石上。 　　

在我的四周都是海，闪着金光，然后闪着银光，天空从浅红变作天蓝。海面上看不见一条船。在这小岛顶上有一座玩具一样的龙王庙。也许人们不会来救我，我还要回到海里，试着自己游回岸上去，但是我并不害怕。我不觉得饿，还可以支持很久。我既可以等待，也可以游泳。现在我愿意等待。于是我叉手于胸站在小岛顶上。我感到自豪，因为我取得了第一个胜利，我毫不怀疑胜利是会接踵而至的。我做到了第一件做不到的事情，我也可以接着做下去。我喜欢我的诗，因为我知道它是真正美好的，它身上有无可争辩的光辉。我也喜欢我自己造出的我自己，我对他满意了。 　　

有一只小船在天边出现，一个白色的小点，然后又像一只白天鹅。我站在山顶上，把衬衫脱下来挥舞。是她，独自划着一条白色的救生艇，是从海军炮校的游泳场搞来的。她在船上挥着手。我到岸边去接她。 　　

她哭着拥抱我，说在海上找了我一夜。人们都相信我已经淹死了，但是她不相信我会死。我把她引到那块石头前，让她看我写的诗。她默默地看了很久，然后向我要那片硬质合金，要把我的名字刻上去。可是我不让她刻。我不需要刻上我的名字。名字对我无关紧要。我不希望人们知道我的名字，因为我的胜利是属于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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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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