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巴笔记：“一个被遗忘的部落”

宫一栋

朱巴的希腊老房子

夜色降临的时候，朱巴城东的诺托斯餐厅（Notos）开始热闹起来。乔治·盖尼斯（GeorgeGhines）招呼着从越野车上走下来的外交官们，把他们迎到富丽堂皇的大厅，木制高背椅环绕在吧台的四周。院子里，紫红色的三角梅盖满了枝头，一位女工正在清理铁栅栏里面的花圃。土黄色的二层客房楼，雍容华贵，显示出一种与周边的平民区迥然不同的气质。

盖尼斯和餐厅厨师

身材健硕的盖尼斯熟练地操着朱巴阿语，指挥着餐厅的服务员们。盖尼斯是诺托斯的主人，也是生在朱巴并居于此地的屈指可数的白人，他甚至称自己是南苏丹“被遗忘的白人部落”。年，正是中国红色革命开始的同一年，他在朱巴一个希腊人的寓所出生。20世纪初，包括盖尼斯父亲在内的大批希腊商人开始迁居南部苏丹，他们与当地的巴里人混居在一起，由此奠定了朱巴城的雏形。

朱巴全景

乍看起来，似乎很难把希腊这个地中海国家和苏丹联系在一起，但历史总是有意想不到的安排。

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上半叶，在埃及和英国对苏丹的先后统治中，苏丹南部的中心几度变迁，毗邻现在朱巴的孔多库罗（Kondokoro）、拉杰夫（Rejaf）、拉多（Lado）、拉博尔（Labore）、蒙卡拉（Mongalla）、杜菲尔（Dufile）、尼穆莱（Nimule）都曾是东非保护国（EastAfricaProtectorate）版图上的军事和政治要塞。英国人沿着尼罗河两岸，建起了一系列的军事前哨。年到年，包括朱巴在内的拉多（Lado）甚至还成了一块飞地，英国人将它租赁给了比利时，纳入利奥波德二世统治的殖民版图。

但名不见经传的朱巴作为一个城市的兴起，是年希腊人来到苏丹南部之后才逐渐发展起来的，盖因此时的它成了英军的重要物资补给点。从这一点来说，朱巴的成名，与19世纪末内罗毕跻身于东非版图上的重镇，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年，作为蒙巴萨和坎帕拉之间的一个重要补给点，原本默默无闻的“冷水之城”内罗毕，一夜之间成了乌干达铁路新线上的重要一环，政治和经济地位开始逐步取代蒙巴萨。军事的推进，必然要求交通和物资的跟进，从而勾连了原本陌生地域之间的交汇。

希腊商人缘何成为英军的后援，向苏丹这样一个内陆国家挺进？作为“海上强国”的英国和“造船之国”的希腊，自然惺惺相惜。但实际上，希腊人很早就进入了尼罗河流域，一路南下。或许，对海洋的亲近，使得希腊人像温州人一样，向东非的这片水域挺进。

到年间，大批希腊生意人的到来，终于成就了朱巴老城的最初面貌，一栋栋宽敞开阔的石头房子拔地而起，结连成片。现在朱巴一些著名的标志性建筑，如尼罗河商业银行（NileCommercialBank）、布法罗商业银行（BuffaloCommercialBank）都曾是希腊人的住所。

以天堂酒店（ParadiseHotel）为中心，希腊人形成了一个自成一体的社群，其中包括东正教堂、俱乐部、银行、公墓和图书馆。在盖尼斯收集的老照片中，还能看到当年希腊人的板球队和来往密切的希腊家庭聚会。在高峰时期，朱巴的希腊商人和家眷一度达到了多人。

年代朱巴的希腊人聚会

“朱巴那时候非常静谧，人们可以畅所欲言。社会生活十分活跃，没有围墙和小偷，更没有暴力事件。当时朱巴没有多少电话，人口只有七八万人，我家的电话号码是82号。”盖尼斯回忆说。他和伙伴们经常在被称为“外国市场”（SukFrangi）的希腊商铺中跑来跑去。然而，作为白人的希腊人和朱巴的黑人还是有着一道微妙的界限。

时过境迁。伴随着20世纪50年代英国在东非的殖民统治结束，大批希腊人离开了朱巴，此时南部苏丹也开始谋求独立之路。年，第二次南苏丹内战爆发，朱巴成了南方独立运动的军事要塞。朱巴城陷入枪林弹雨之中，狂轰滥炸迫使盖尼斯一家离开了朱巴，回到希腊。他自己大学毕业后，去了迪拜，直至年南北苏丹交战双方签署全面停战协定才重返朱巴。

头脑灵光的盖尼斯买下了朱巴城希腊人早先盖的一个商店和仓库。年，他重新翻修了这处房子，将其改造成诺托斯餐厅和酒吧。在希腊语中，Notos的意思是“从南方带来风暴和雨的风”。在某种程度，这恰应了苏丹人民解放军（SPLA）多年以来的独立诉求——那同样是一场疾风暴雨的狂飙运动。

盖尼斯还颇为得意地说，美国前总统罗斯福年2月17日曾来过诺托斯餐厅所在的这处地方。年3月，在华盛顿史密森尼学会（SmithsonianInstitution)的资助下，刚刚卸任的罗斯福，出于对自然和博物的巨大爱好，带领着人的科学家、摄影师、医师和非洲搬运工、骆驼队、鼓乐队，对东非展开了整整一年的探险。在为期一年的狩猎和科考中，他们共捕猎了多只动物，包括多只大型动物，这些动物标本后来都存放进了美国自然博物馆。

罗斯福的探险队

在最终返回喀土穆之前，这支考察队从尼穆莱往北，在十天时间里走过了“最为挑战的一段路程”，来到朱巴附近的孔多库罗，并在那里乘船顺尼罗河而上返回北苏丹。盖尼斯在菜单上还印上了《纽约时报》记者年2月17日从孔多库罗发回的一篇报道：《土著人的号角欢迎罗斯福》。在罗斯福写给《斯克里布纳杂志》（Scribner’sMagazine）的旅途连载中，详细描述了他们一行人在南苏丹的经历。罗斯福诧异地发现，这段极为挑战的路程甚至没有被英国电报公司涉足过，无边无际的荒野令他们一行白人感到不寒而栗。

罗斯福的探险队

虽然我无法断定盖尼斯所说的那次下榻是否确有此事，但南部苏丹显然代表着一种可以被开发和探索的“荒蛮”，其原始意味甚至超过了被西方殖民者驯化更强的其他东非国家，如乌干达和肯尼亚。置身野境的那种自然之力恰恰吸引着人们来到非洲大陆逐猎。正如罗斯福在结束非洲之行后在喀土穆所说，“在这片土地上游走的猎人，目睹的光芒会永远铭记在他的脑海中。”对白人而言，“黑非洲”令人畏惧，也让他们神往。盖尼斯着力渲染罗斯福的故事也就不足为奇了。

罗斯福的书AfricanGameTrails

重返朱巴的希腊人并非盖尼斯一人。59岁的康斯坦蒂诺斯（Konstantinos）和儿子苏里亚斯（Soulias）也正在南苏丹，寻找连接雅典和朱巴的商机，比如这里丰富的林木资源。16岁离开朱巴的康斯坦蒂诺斯已全然不识“乡音”，但在他的心中，朱巴仍然是生命的始发站。

康斯坦蒂诺斯

在一百年后，希腊和南苏丹这两个遥遥相望公里的地方，仍继续着在尼罗河两岸荡起的涟漪。“我们置身的，不就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吗？”康斯坦蒂诺斯品了一口咖啡，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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