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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们可以认为，西汉的全部政策都受草原问题的支配和指导。来自草原的骑射手们的入侵，无疑不是什么新鲜事，因为他们在公元前5世纪末，曾经威胁过从甘肃到满洲的秦、赵和燕国，导致了建造首批防御长城。但这种危险在公元前3世纪末又增加了。

事实上就在秦末爆发农民起义期间，以及在激起觊觎最高权力者们之间大动干戈的内战期间，于草原地区形成了由匈奴人领导的一个很大的游牧部族的部落联盟。人们为了知道匈奴人和匈人（Huns)是否同族同源的问题，已经进行过长期辩论，名称的相似性可能是骗人的。但这个对于历史并无意义的问题，却造成了时代的移动。完全如同草原上的其他汗国一样，匈奴汗国从贝加尔湖一直延伸到巴尔喀什湖，向南一直拓展到北纬40°附近的地方。

▲演员扮演的匈奴夫妻

它包括了具有各种血统的部族，其语言与我们在一个很晚时间才知道的蒙古语、突厥语和通古斯语中的“阿尔泰”语族有联系。那些被接受为其部落联盟首领的最强大部族的名称，被推而广之地运用到了所有这些部族，晚期的蠕蠕（柔然）、突厥和蒙古族人的情况也如此。匈奴汗国由一名叫作冒顿（Maodun,更应该为Modu,公元前~公元前年）的单于创建，持续于公元前~公元前43年之间。这就是把草原部族分化为内附中原的今内蒙古地区的南匈奴，以及位于相当于今外蒙古的北匈奴。从冒顿时代起，匈奴的势力一直扩张到塔里木盆地。在其子老上单于统治时代（公元前~公元前年），匈奴人向操一种伊朗方言、分布在绿洲地区与甘肃的大月氏人，大肆施加压力。他们逐渐被向西驱逐，这些印欧语系的民族最终定居在印度世界的西北边陲。这些情节可以使我们理解，为什么汉代中国中原人的开拓不仅限于蒙古，而是一直扩大到了整个西域。

蒙古和西域

农民起义与内战结束了由中华帝国秦始皇开始的进攻性政治，万里长城在公元前3世纪末到公元前2世纪初叶之间，被抛弃而不设防了。定居在蒙古和鄂尔多斯的游牧民，完全可以随心所欲地侵袭中国北方。他们是通过主要大道而入侵那里的，其一经过今山西省北端的大同地区，进入汾河流域；其二经鄂尔多斯和陕西河谷地带，直逼长安地区。

汉朝军队于公元前~公元前年之间的战败，造成了向长城以南的全面撤退，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公元前年左右。汉王朝被迫实行一种以“和亲”之名而著称的绥靖政策。一名汉公主于公元前年下嫁给匈奴单于，汉朝岁奉匈奴絮缯酒食各物有数。但从文帝（公元前~公元前年）时代起，皇帝的两位主要谋臣贾谊和晁错就抨击了这种安抚政策。连绵不断的侵犯、汉朝政府变节反叛者数目的增多，匈奴人日益增加的勒索，都导致了这种态度的某些变化。在向游牧民奉送赏赐的同时，也增加了他们的势力和财富。当中央政权得以巩固时，它又控制了进入长城内外的入侵通道，并重新奉行秦始皇曾使用过的开拓政策。

▲远嫁匈奴的公主

当公元前年，在汉朝宫中举行辩论时，强硬措施的支持者们战胜了主张求和的人。此外，张骞的著名出使，理应在数年后更有利于使人们坚信发动一次全面反击的必要性，以证明汉王朝可以在西域找到盟友。张骞于公元前年出发，去寻找匈奴宿敌月氏人。他因在游牧部族中被囚禁而滞留十年，最后越狱而到达锡尔河上游的大宛国（费尔干纳）。他又从那里到达了阿姆河（Amu-Darya)南部的大夏（Bactriane,巴克特里亚），在那里栖身的月氏人变成了定居民。他们在当时的希腊人中，却以印·度一斯基泰人（Indo-Scythes)之名而著称。张骞于公元前年返回长安，于公元前年再度出发，前往巴尔喀什湖东南的养马民族乌孙人中，重新访问大宛，然后前往康居（Sogdiane,粟特人地区）和西域诸绿洲。他从那里返回来时，坚信所有这些地区都对中国中原产品有着强烈的兴趣，其中最珍贵者是丝绸。他声称对所有人都可以用礼物来换得支持汉朝的事业。

张赛的出使向当时中国中原所揭示的，正是商业贸易可能性的存在，在西域和位于帕米尔以远地区，这种贸易主要涉及到的是中国丝绸和其他产品。因此，我们觉得在促使汉王朝于一代明君武帝时代向外开拓的诸因素中，不仅仅有中央政权的巩固和强大军队的组成，而且还有财富的积累和经济发展高潮，这些使中国天朝得以巩固它在所有近邻中的威望。大家实际上不应该忘记，外交活动在汉朝进入满洲、蒙古、西域和热带地区时，所起的作用如同军事开拓一样重要。对匈奴人最早的大规模胜利反击，发生于公元前至年。汉朝共投入了十万多名远征军，既有骑兵又有步兵，于公元前、和年向蒙古地区进兵。

▲张骞出使西域

从公元前年起，汉帝国实际上对其北部边陲已不再感到担心了。公元前年，在设置了高丽北部和中部的四郡之后，其版图从日本海一直扩展到了云南的昆明地区，从敦煌一直到达越南中部的岘港。但我们不要认为，汉王朝曾成功地在各地都建立了一种固定的政权。在许多地方，事实上仅仅是由驻军确保的一种汉朝的渗透，军队控制的往往是不稳定的内附居民中的交通大道和要塞。汉王朝在甘肃和北部边陲，力求最大限度地稳固其立足点，在那里开垦屯田，屯田有双重任务，开发由垦荒和灌溉而获得的领土并确保后方的防卫。

在甘肃，敦煌和张掖诸郡是于公元前年设置的，武威和酒泉郡是于公元前年设置的。汉朝从此时起作出了巨大努力，以在西北地区建立移民区。大家可以把在汉武帝统治时期定居在那里的人，估计为万人。某些数字就足以使人联想到移民的规模。公元前年，共有10万农民定居在鄂尔多斯河套西北和蒙古中心朔方；公元前年，18万屯卒前往酒泉和张掖郡居住；公元前年，继在山东西部发生大水灾之后，70万难民被迁往陕西。这些移民活动相当频繁，足以改变中国北方的居民分布图，他们无疑对于黄河流域人口最稠密地区的农业经济，产生过有益影响。

满洲和高丽

汉王朝向蒙古和西域的开拓，与它向东北（满洲）和高丽方向作出的推进努力，是同时的。其目的在于结束匈奴人对东胡和乌桓人（他们是满洲东南和辽河流域或南满的养马民族）的影响，同时也在于确保帝国对这些地区通商道路的控制。中原天朝很早向满洲移民了，其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公元前5~公元前3世纪）；而且可能属于燕国（其京师位于今北京附近）的移民遗址，也确实在满洲发掘出土了。

▲高丽人形象

另外，山东沿海与仅仅距那里约有公里之遥（也就是从西西里到突尼斯的距离）的辽东半岛之间（无疑同样也包括在山东和高丽之间），海上交往关系要早于汉代。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解释，汉朝于公元前2世纪末，为了把南满平原和朝鲜半岛纳入到其帝国版图中，曾作出过系统的努力。经过公元前年对东胡人的一次胜利之后，汉朝在满洲设立了许多郡。在公元前和公元前年之间，朝鲜的大部分地区均被征服（西北的乐浪郡、西南的真番、东北的临屯、北方鸭绿江两岸的玄宽）。朝鲜的西海岸直到公元4世纪初叶，始终属于中国。汉族入主立足的这个时代，解释了朝鲜半岛考古遗迹的丰富程度。直到近期发现其他遗址之前，朝鲜乐浪的汉墓始终都会提供这个时代壁画的最精美标本。

结语

参考资料：《中国社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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