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代殷都不仅是被传世文献与考古发现所印证的该王朝后期的王室驻地，而且也是迄今为止中国可以确定年代的最早都邑遗址。阿赫塔顿是埃及第十八王朝法老阿肯那顿统治时期在尼罗河东岸处女地所建之都，还是古代埃及都邑中少数经过较为完整考古发掘并得到复原的一座城址。两座都邑相较无论是在建造年代上抑或是在设计，内容上均有相近共通或迥异之处，不难发现中国和埃及在上古时期文明所取得之成就。

殷都的生态环境

所谓生态环境，一般指作用于一个生物体或生态群落上并最终决定其形态和生存的物理、化学和生物等因素的综合体。城，既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产物，又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构建城市是人类利用并改造自然，形成人文最观的过程。上古中外统治者在择址建都之时必须首先考虑自然生态因素，综合地理区位利弊，气候的适宜与土壤的好坏以及水源的供给等环境影响，进而有限利用和开发自身所处的自然环境。

首先从宏观方位上看，《吕氏春秋慎势》:“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和《史记.货殖列传》中说:“普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强调建都于国土中部的重要性。究其原因，作为尚处于雏形城市发展阶段的上古政权择地建都必须保证政令传陈通畅，利于政治和军事需要，圈于该时期的交通与通信条件的单一而低下的限制使在国土之中建都变得可能。

再者，居于国土之中的方位态势有利于和戎四方，能够确保统治者在战时及时出兵，因此在宏观方位上的择中成为建都选址的必要条件。此外，国土中部的温度与湿度往往相对适宜，宜于农业耕作和植物生长的黄色冲积土，凭借自身极厚的土层与较多的腐殖质，有利于人类长期生存与发展。另外，《周礼.匠人》“匠人建国，水地...为规，识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任参诸日中之景，夜考之极星，以正朝夕。””居中为尊也是先民对天中的北辰崇拜的体现，《周易.彖传》;“刚中正，覆帝位而不疚，光明也。”国《荀子.大略》;“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反映居中为尊的方位尊卑观念。

《诗经.玄鸟》:“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从整个商代疆土变迁上考量，商王朝的控制区域绝非静止化，而是充满动态性，促使择中建都不仅仅是单純地追求国土上的定中还有中心文化向外辐射的多重目的。考古证明:商王朝以黄河中游为政治文化中心逐层向外辐射，从而使今人得以明晰历次商都分布区域。即太行山东麓，由河流冲积形成的东西长约20公里，南北宽约10公里，面积为平方公里的安阳盐地内，该盐地南北两侧有米高的丘陵环绕，东临华北平原。该盆地东高西低。盐地西南有温河注入而流入卫河。地势平坦，交通方便，土地肥沃，利于耕作。不仅契合上述国土上择中应有之义，且是商朝文化渊教所在。

其次从局部环境上评价，殷都在行政区划上属于今河南省安阳市,地处太行山林虑山系以东、安阳盐地和华北平原接汇带的温河二级台地上。《战国策.魏策一》中说:“殷封之国，左孟门而右漳滏，前带河，后被山。有此之.险.....”从而简明扼要指出殷都西临关隘盂门而有利于防守:东凭漳河与滏阳河而便于御敌:南有黄河而成天然之险:北靠太行山作为天然屏障。西北高东南低，东部有自南向北流过的黄河与北部自西向东流的漳河以及南部的淇水，黄河、漳河、淇水、江河，构成该地区的主要水系。

水是生命之源，稳定的水源供给是都邑生活与生产的根本保证。殷都附近有沮河、黄河、淇水、荡水诸水系，河网遍布面纵横交错的状况满足上古先民生活饮水和生产用水之需。

在此发掘出大量存命于亚热带或热带地区的哺乳动物(例如章、水牛、犀牛、竹鼠等)遗存可知该地气候温暖湿润，使之具有良好的耕作农业发展前最。该地西毗邻森林与矿脉，《诗经淇奥》:“瞻使淇奥，绿竹猗阶。”《诗经竹单》:“箱箱竹竿，以的于淇。”为发展青铜与冶企业提供前揭与基础，有利于保证青钢武器的铸造和供应，加强商王朝对各地的控制，优越的自然生态与选址条件使殷都成为中国商王朝后期的政治军事中心。

除优越的自然生态与选址条件外，该地区悠久、深厚的文化基础也是人类长期活动于此的反映。仰韶时期，汇河流城即有少量大小相当的聚落存在，龙山文化时期，聚落数量的增加，若干中心聚落的出现，在规模上打破各原有聚落之间的平衡，使该渔城开始发展繁荣。到了早商与中商时期，大型聚落的出现，使该流域的聚落发展进入新的阶段，成为商王朝直接控制的核心地区，为殷都的出现奠定了文化基础。

阿赫塔顿城的生态环境

埃及由尼罗河谷、尼罗河三角洲、法尤姆和东部沙漠组成，利比亚沙漠是埃及西边的边界。三角洲地区被称为下埃及，最初有七条河流支流穿过这一地区，由沼泽和湖泊组成。伴随稳定的气候和居民活动对该地区地影响，该地逐渐成为季节性洪水泛滥的盆地，宜于农耕。上埃及，即伊塔威以南至阿斯旺段的尼罗河谷地。此地砂岩和花岗岩遍布。这里湿度与温度适宜，少有干旱。为了防洪，早期人类在此地沙漠的边缘地带进行活动。

新王国时期，埃及向南扩张到努比亚，北至今巴勒斯坦地区。距离尼罗河公里的绿洲锡瓦、哈里杰是西部边界，东临红海。地属炎热干燥的热带沙漠气候。—米的高原台地大量分布，石灰岩广布。因为96%以上的土地为沙漠覆盖，90%以上的民众不得不选择在尼罗河谷地、尼罗河三角洲和绿洲等尼罗河洪泛区，通过每年定期泛滥的尼罗河进行灌溉农耕，形成若干农业区。南北轴线状且定期泛滥的尼罗河、有利于生产需要的集体农耕，促成埃及文明在统一、追求直角规划、短期而高效的观念上稳定发展。

与中国早期统治者在择址建都时考虑自然生态和选址环境相比，埃及古代统治者在反映与践行迁都用地上同样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如早王朝第一王朝美尼斯在初步完成埃及统后选择在承接南北，东临尼罗河三角洲的孟斐斯建都，中王国第十二王朝阿蒙内姆哈特世在建政后于上下埃及之界点上建都伊塔威等。

这一现象也集中存在于阿肯那顿对阿赫塔顿城的择地上，阿赫塔顿城位于今埃及中部明亚省艾斯尤特以北71公里处的阿马纳。地处古埃及故都孟斐斯与底比斯中间尼罗河东岸的一块处女地上，北临一处尼罗河港口。有利于下埃及尼罗河三角洲抵抗来自亚洲的侵扰，并且能控制上埃及尼罗河谷地，加强君主权威，也反映阿肯那顿摒弃传统，寻求另起炉灶的政治企图，即该地因近临供奉埃及智慧与文艺之神图特所在之城荷莫波里斯，为形成新的宗教思想提供教益。

从宏观方位上把握，阿赫塔顿城地处中部埃及的尼罗河谷地，尼罗河在此流径陡峭的东部沙漠悬崖与西方利比亚沙漠之间，将人类的活动限制于该河两岸的山间广阔而贫瘠的平原地带。此平原表面是原始尼罗河时所淤积的沙于和碎石构成，新月形平原从北至南延伸约10公里，从东至西为5公里。尼罗河注入坡度极缓的黄土地层，-.条狭窄的带状耕地紧邻尼罗河东岸，尼罗河西岸沙漠前是20公里的平原，成为构建都邑农田与王室花园的地景。间或的浅溪刻蚀悬崖的留白距离，为交通运输和生产耕作以及都邑的发展提供空间，也为建立新都创造条件。

其次，从局部环境上评价，阿赫塔顿城--面(西)近临尼罗河而三面(北、东、南)为群山环绕，平原四周均为峡谷。平原以北，峡谷相连。平原以东，峡谷与沙漠相连。平原以南亦然，两面岬角由悬崖形成。东南角是一个长达两英里的宽阔峡谷。该峡谷通向沙漠而与其他峡谷殊异。值得一提的是峡谷的峡口石灰岩层在雨季受到冲刷，形成的大量水平凹陷。如北面分叉峡谷的峡口等。由于古代尼罗河水面较低，遂形成沉积物较多的河床。地面高于河面约英尺，相错平滑的平原和起伏的浅谷。此外，还有小山和沙丘相互交错。沙丘通常伴有常年的风蚀，形成雪花石膏状的沉积物。北面山谷还带有大片非光学用途的透明的圆石。

相对封闭的地理空间格局不仅成为都邑防御体系组成的外围部分，也为该城平面设计稍呈弯曲状的条带形状做好准备。在尼罗河岸边，阿肯那顿选中.块沙漠建立新都，两端长约10公里，且被石灰岩峭壁环绕，向南愈显开阔。新都主要建筑坐落在北部的封闭地带，都邑一部分建在了悬崖较低的斜坡上，便于接近河流。该都邑南接开阔平原且不设城墙，大抵以悬崖和陡坡作为边界，还以相隔-定距离的界石做标记。

再者，从气候与日照上考量，由于埃及受信风影响，出现全年高温而干早的热带沙漠气候，全年在喀新风季节，有的50日出现来自撒哈拉沙漠强风，产生最高时速达85里的沙尘暴肆虐的恶劣环境，以及地处低纬度的炎热地区，迫使稳定的水源供给和避免过强的太阳辐射成为都邑永续发展的前提。然而就这两点来说，由于该城所依常的尼罗河在此并无汛期，以及该城的主要街道完全暴露于骄阳暴晒下，无法满足都邑遮阳的需要的窘境，使其从建置开始即缺乏可持续发展能力，为该城存在仅十余年即遭废毁的后话埋下伏笔。体现时人对周边环境具有极大的依赖性状况，启示后人在择址建都时应遵循而不偏离自然性的原则与要旨的必要性。

都邑选址的生态环境特点

城市区域层次空间即宏观空间层次。宏观空间城市设计属于总体阶段的城市设计范畴，它视城市整体为研究对象，主要探讨城市空间形态和格局，建立和城市所处自然环境相协调的最观系统，架构城市空间体系，着重组织城市风貌和构成要素，努力优化城市形态和空间格局，表现城市特色，将自然和城市关系予以协调。综上所述可以发现公元前14世纪前后的上古中国和埃及统治者均已在择址建都时不同程度上考虑先决条件，自然环境因素。

事实上，自然生态环境条件作为一个都邑存在的根基与载体方面必须给子充分的尊重，在另方面也应该成为营造都邑的有利条件。《管子.乘马》:“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勿近旱而水用足，下勿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史记.封禅书》载:“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由此产生与创造的匠心独运的都邑建置不仅贯穿相关设计始终，为今人从事相关活动做了好坏两面的启示。

从殷都和阿赫塔顿城两者来说，因地制宜进行取含是两城设计形成的基础，尽管两城设计年代接近，但通过对平原和谷地两种不同地形的取材，将都邑区域的水体、山系和都邑空间形态的关系视为都邑设计的对象并影响了都邑区域空间的形态和特征，形成各自相对较为鲜明的特色，在双方的都色史上具有-定地位且奠定该基址上两城的发展轨道。

晚商殷都由于自然生态环境为其设计提供有利条件突出自身特色。都邑居于由西向东的倾斜地带，可受大河之利，而无大河造成的洪水灾害，遍布的林木资源，为进行采集、狩猎等活动做好准备。周围的平原、西部的山区和丘陵等地貌条件，可以提供充足的水源与物质满足从事陶器、骨器、石器、玉器、漆木器、青铜器制造行业以及酿酒、纺织、编织等手工业与商牧业、狩猎、采集业的需要，还可以利用依山带水的自然屏障进行军事防御。

反映中国古代在择址建都时不仅考虑是否有天然屏障且背山面水的“相土”思想，也将《荀子强国》的“其固塞险，形势变，山林谷川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把考虑是否地势险要、防守坚固、交通便利、气候宜人、风景优美的“形胜”思想予以体现。

此外，殷都周边矿藏与地质条件俱佳，安阳以西的太行山东侧冲积扇与安阳南面的中条山，铁矿、铜矿、煤矿、林木等资源遍布，成为该时期从事青铜冶炼的主要场地。《尚书.禺贡》:“厥土惟白壤，厥赋惟上上错，厥田惟中中。”安阳一带含有腐殖质且较厚的冲积土，与土壤条件相配的充足的水资源，促成该地耕作与复种条件俱佳。土地肥沃、丰沛降水、温和气候的殷都正好符合先人处国立都之道。

埃及阿赫塔顿城在一方面顺应和体现都邑所在区域的地形情况，都邑北城坐落于山崖下尼罗河边的斜坡旁，都邑中心临河而建，连接中城区和北城区的主干道，根据地形起伏不断变化，中城区择取高处修建，王宫和警卫区则被安排在向东延伸的山脊最高点上，突出君主权威。中城区的神庙根据地形变化与祭坛排成一条直线，粮仓、畜生棚、水井、厨房、庭院、祭堂、门卫室等与高级居住区相配套设置，高级居住区的厨房设置在主风向(北风)的下风向，以便于排放烟雾。

生产与生活所产生的垃圾被堆满于都邑郊区的若干空地上。都邑边缘则大抵位于山崖上的界碑中点处，便于展开修建相对独立的建筑，恰好地将自然风物融入人文景观，在追求往世而非现世的埃及文明中显得弥足珍贵。另一方面，由于该城缺乏稳定水源且存在过强的太阳辐射因素，终至废弃的状况，反映该时期的人类尚无足够的能力对已有的自然环境进行必要改造利用为己所需的能力，启示今人应选择顺应自然条件进行城市设计的正确性，本着永续发展原则促进城市良性发展。

总结

地理环境是指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环境、自然条件、自然基础。包括地理位置、地形、气候、土壤、水文、矿藏、植物和动物等自然状况。地理环境差异对文明影响是多方面而且是多层次的。文化发展的区域性是地理环境差异的结果。中国与埃及不同地城的差异也形成了地理环境的显著特征。

受自然地理环境条件的影响与人类因素的作用，使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具有明显地域特征，形成中国和埃及的区域文化。地理环境对人类文明区域的形成，民族多样性的产生和不同文化的出现，有着重要影响和意义，它是人类文明运行的物质条件与能量前提，是人类社会的载体，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舞台。

脱离人类在时间一空间上所处的特定的地理条件，人类历史将无法延续。在地理环境中，人类进行的-切活动并与之发生水乳交融的关系。由于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的影响与制约，人类才在地理环境这一基础上进行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异彩粉室、有声有色的活动。地理环境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影响也是连续的，从时间上讲，人类文化活动永远不可能离开一定的地理环境。

研究地理环境对古代文明的影响，不仅可以使我们充分认识到地理环境对若干文明的可塑性，认识到地理环境对人类文明产生的重要作用，而且还可以使我们从一个侧面更好地把握古代文明的特征，这对我们准确理解和认识古代文明兴衰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任何民族的生存都与其所处的生态环境息息相关。《尉缭子.兵谈》:“量土地肥饶而立邑，建城称地，以城称人。”通常来说，社会发展越是处于早期阶段，人们对生态环境的依赖越是明显。一般地，生态环境是指生物的个体、种群或群落所在的具体地段之环境。包括生物所必需的生存条件以及其他的生态因素。这些因素可分为:气候条件，如光、热、降水和大气等:土壤条件，指土壤的各种物理和化学特性，如质地，酸碱度、土壤水和营养元素:生物条件，指地面和土壤中的动、植物和微生物:地理条件，如地理位置、地势高低、地形起伏、地质历史条件等:人为条件，如开垦、采伐、引种、栽培等。其中地理条件与人为条件常通过引起气候、土壤、生物等条件的变化。对生物发生影响。

同期商人长居殷都与埃及人短暂建都阿赫塔顿城的史实表明:尽管上古时代尚未出现系统的生态环境理论和风水学说以及系统的礼仪制度，然而时逢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低下的奴隶社会早期，生态环境的优劣往往对人们的生活造成极大影响，甚至决定着人们的生存和都邑的存在与否。因此，该时期的人们在选择城址的位置时，要考察其周围生态环境是否优越，即能否满足都邑内人们对各种物质的需求和有利于城市的发展。只有那些生态环境优越的地城才有可能真正成为都邑之址。

《礼记.王制第五》:“执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泽。”《吕氏春秋恃君览第八》:“群之可聚也，相与之利也，利之出于君也，君道立也。”从都邑规模之都邑宏观区城层次空间上分析，无论是殷都，抑或是阿赫塔顿城均具有相当规模且在建城初期即考虑到都邑未来的发展，为之预留空间与中间地带，凸显延展与开拓性。反映该时期中国和埃及都邑建设和设计体制渐趋严密与都邑设计水平的提高。

与后世“无处不城”的设计建设不同的是，两座都邑不设城墙与在都邑周围树碑划界的设计建设，可以解释为所处特殊地理位置无法满足再建城墙需要的结果，两座都邑和所凭依的地区具有山川之险，可以作为天然屏障，成为该时期都区建置的一个显著特点。

宏观上，两者均处于有利防守的封闭地形(商代盛期北屏物海，南跨江准，东抵黄海，西临甘陕:埃及新王国时期北临地中海，南抵尼罗河第四瀑布，东西各为沙漠包围)，可以尽可能利用山川之险作为天然屏障建置都色，还可以一窥该时期前后的中国和埃及国势强大形势下没有必要营建都色城墙的都包设计水平，即布局零散且无城墙的分散型城市形态。

作为以防御作为首要功能的设施城墙，显然在既无平民暴乱，又无其他部族攻伐的长期稳定，相对统一且封闭的政治环境下并不需要加以考虑。《左传昭公》中所载:“古者，天子守在四夷....民无内忧，而又无外惧，国焉用城?”。更可从中了解都邑设计制度配套的成就和发展趋势。即尚无多少王权或神权象征意义的早期都邑，出于守卫上的需要(包括政治、军事、地理等多种因素)决定是否构筑城垣。

从而以都邑内的若干分区而采用分散的防御策略和内外衣别的资源利用(殷都和阿赫塔顿城外围无城墙，在宫殿庙字区设城垣或灰沟环绕)取代以往整体封闭的城墙设置和都邑设计形制，更有利于保护统治者免受侵袭且阻挡民众视野，加强君主权威，是上古广幅王权国家中统治者追求私密感与政治中心城垣设计具有承担“卫君”(统治集团)而非后世都邑外郭城垣所存在的保卫全体成员安全的“守民”作用一般性的具体体现。

将该时期的都邑与后世的城郭制都邑综合考察不难发现:尽管该时期内城外郭的都邑制度还没有形成，但都邑的设计布局已经具有内城外郭的雏形。都邑以宫殿庙宇区作为防御的重点，都邑的城垣设计都以此作为中心展开。殷都洹北商城中的宫城建有外部城垣，洹南殷墟宫殿庙宇区以大壕沟和洹河组成防御设施。

阿赫塔顿城分为北、中、南三个主要城区，主要宫殿庙宇区外均建有城垣。由此可知，该时期的都邑中普遍存在着宫殿庙字群和外围的防御体系。《管子.度地》:“内为之城，城外为之郭。”。都邑中存在着外郭城垣的情况并不明显，上古广幅王权国家的国家形态和城市雏形的历史阶段决定了该时期都邑中存在着松散的郭区而没有外郭城垣的现象，东汉末年的刘熙曾说:“城，盛也，盛受国都也；郭，廓也，廓落在城外也。”指出早期都邑中的松散不整的外围“廊落”有在于“城外”而非后世都邑的外城，说明早期都邑具有与新石器时代后期大型聚落-样非严格的城郭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