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居北方的时节》一个苏丹乡村的无名少年，自幼丧父，只有母亲和他相依为命。在学校，他凭着自己非凡的记忆力，很快就表现得出类拔萃，先后被送到开罗和伦敦深造，二十四岁就获得了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并留在该校担任经济学讲师的职务。就是这么一个天赋过人的青年，却在花天酒地的生活中，变得风流不羁，先后招致了几个女性的死亡，因而被判处七年徒刑。刑满释放后，他浪迹各地，最后回到苏丹，在北部一个边远的村镇里定居下来，结了婚，生了两个孩子，生活过得很安适，同时也为乡亲们做了一些好事。然而因一次酒后失言念了一首英文诗，被迫讲出身世变故之后，便在那年尼罗河发水的季节里，以跳河自尽，了却了自己的一生。

《宰因的婚礼》主人公宰因这个发育不良、头脑简单的农村青年展开。这位主人公整天在村里东游西逛，看到谁家姑娘漂亮，就会一见钟情，并且从此到处宣扬他爱上了这位姑娘。在那保守的乡村里，谁家姑娘经他这么一嚷，便会芳名大振，以致远近闻名的乡绅、名流或风流少年闻风而来登门求亲，把她娶走。而这时宰因却毫不动心地去寻找新的目标，重新开始新的一轮爱情故事。这么年复一年地“传播爱情”，不断地让别人去收取他爱情的果实，但是他最后还是以自己的忠厚，善良赢得了堂妹尼阿玛的爱情。

但是，先生们，你们可别以为穆斯塔法成了和我须臾不离的幽灵。有时一连数月，我根本没去想他。他毕竟已经死去，管他是失足淹死的还是投河自尽的，那只有安拉才晓得。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死去，要是我们对每个死者的死因、死法都要问个究竟的话，那我们这些活人还怎么过日子？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世界总在前进。我和千百万人一样，也在望不见头的生活行列中前进，有上有下、有行有止、一举一动都离不开生活的规律。毫无疑问，你们全都知道，置身于这一行列之中的一切生活并不都是坏的。在无边无垠、连绵不断的沙海里，白天行路也许是艰难困苦的，我们会走得汗流浃背、口干舌燥，甚至会认为以后再也不会有人敢走这样的路了。但是太阳一下山，空气就凉爽了。夜空中群星灿烂，驼队的歌手们禁不住引吭高歌。我们吃饱喝足之后，有的人随着长者磕头礼拜，有的人则拉起圈子载歌载舞。我们头上是温存慈爱的苍天。我们常常趁凉爽的夜晚赶路，待到东方发白时，我们会情不自禁地发出一句赞词：“东方欲晓，众口齐称夜行好。”

如果说我们常受海市蜃楼的捉弄，如果说在高温与干渴的折磨下，这火辣辣沙漠的幻景时时让我们想入非非的话，那也没有什么过错。夜的暗影会随着晨光的初升而烟消云散，白天的高温会随着凉爽的晚风而化为乌有。除此以外，难道还有什么别的章法？

每年我都有两个月在家乡度过。这是一个位于尼罗河拐弯处的小村镇。由南向北的尼罗河在这里差不多突然弯了一个直角，东流而去。这里的河道又宽又深，河中还有几个郁郁葱葱的小岛，一群群白色的水鸟在小岛上空盘旋翱翔。两岸是层层枣椰密林，一部部水车吱嘎吱嘎作响，时而还可听到抽水机“嘭嘭嘭”地欢叫。男人们赤着膊、穿着长裤在地里干活儿，有的收割，有的下种。河心那水上堡垒似的轮船从他们身边开过的时候，他们常常直起腰向轮船张望些许晨光，接着再埋下头去继续干活儿。

每周一次的驳船在上午九点多钟经过这个地方，叶桨卷起的波浪把枣椰树映在河面上的倒影搅得支离破碎，晃动不已。汽笛一声长鸣，正在家中喝早咖啡的乡亲们一定听得到。岸边长着一行野无花果树的白色码头就在前面了。两岸呈现一派繁忙景象：骑驴的，步行的，从对岸坐舢板乘帆船的，同时都向码头赶来。

轮船转了个圈，掉过头来，逆水靠岸。今天赶来迎接亲友的男男女女人数不算多，也不算少。我看到父亲、叔伯和堂兄弟们把坐驴拴在无花果树下，站到接客的人群当中。这一次他们与我之间就不隔着什么雾幕了，因为这一次我离家不过七个月，而且是从喀土穆回家探亲。我看得很真切：他们的无领阿拉伯宽袍洁白干净，只是没有熨平。他们的缠头巾比白袍更白。他们的胡子长短不等、黑白不一，有的下巴颏上还留着须髯。那些下巴上没有须髯的就省得修刮了。他们骑乘用的驴子当中有一头是我以前没见过的黑毛草驴。当轮船抛锚，人群拥到舷梯旁边时，父亲他们只是从从容容地看着，并不急于挤上前来，直到我们走到他们跟前，他们才和我及我的妻子握手，并亲吻了我们的小女儿，然后我们骑上毛驴儿回家。自从上学以来，情景就是这样的。这个习惯，除了我前面提到的在欧洲的七年以外，就一直没有中断过。

在回家的路上，我问起那头黑毛草驴的由来，父亲告诉我：“一个游牧人把你叔叔给蒙了，从他那里骗走了你熟悉的那头白毛草驴连同驴背褡裢里的五镑钱。”

我正纳闷，是哪位叔叔上当受骗了，不料阿卜杜勒·克里姆叔叔开口道：“我敢拿老婆打赌，这是全村最漂亮的一头草驴。这其实是一匹骏马，哪里是一头草驴。如果谁想要的话，不出三十镑钱休想把它牵走。”

阿卜杜·拉哈曼叔叔呵呵笑着接过话头说：“就算那是匹骏马吧，可那是一匹不下崽的骏马。不下崽的草驴有什么好夸的呢。”

我问他们今年椰枣收成如何，我知道他们准会回答：“不怎么样。”他们每年都是这样异口同声地回答，可我知道情况并非如此。

路上，我们经过尼罗河河边一幢已经建到一半的红砖房。我问那是什么，阿卜杜·穆南叔叔说：

“医务所，都一年了，还没修好。政府尽放空炮。”

“这次离家只有七个月，我在家时他们还未动工哩。”我不以为然地说。

但我这话拦不住阿卜杜·穆南叔叔，他一个劲儿往下说道：“他们的成功之道也就是每隔一两年就要带一帮人乘着卡车举着标语到我们这里闹腾一次，高呼什么某某某万岁，打倒某某某。英国人在时可没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事。”

说话之际，就见有一辆旧卡车从我们面前跑过，车上的人高呼着：“社会民主爱国党万岁！”

难道这些人就是那些小册子上称之为“农民”的人吗？要是我对爷爷说，革命都是以他的名义进行的，一个政府下台，另一个政府上台也都是为了他，这准会叫我爷爷笑掉大牙的。

事情就是这样的离奇，就像穆斯塔法·赛义德在我们这样的村镇里存在和死亡那么显得不可置信。穆斯塔法·赛义德一直准时到清真寺做礼拜，那他干吗要不遗余力地充当那个令人可笑的角色呢？难道他到这个闭塞的村镇来是为了求得清静？也许答案就在那间安着绿色窗户的长方形披屋里。在那里我能指望有什么发现呢？难道我能发现他在黑暗之中兀自坐在椅子上？或是发现他脖子套着绳索悬在屋梁上？他留下的那封着火漆的信是什么时候写成的？

“我把妻子、两个孩子以及我在尘世间的一切财产都托付给你。我知道你无论在哪方面都是忠实可靠的。我的妻子知道我的全部钱财，她可自由处置，我相信她的明智。但我要求你为我这个本应与你结成深交但还未有幸实现这一夙愿的人做一件事：照料我的家眷，帮助、指点和教导我的两个孩子，尽可能不让他们远游他乡，千万不要让他们远游他乡。请你给他们以帮助，让他们都做个平常人，将来做点儿有益的事情。

“我把自己私室的钥匙留给你，也许你能在这个房间里找到你要找的东西。我知道你对我的过去十分好奇，极想了解我的一切。这在我看来是没有必要的。我的一生不管怎样，对任何人都无所借鉴。我为自己选择了一条在乡亲们之中活下去的道路，我知道他们一旦知道我的往事，我的这种生活就再也维持不下去了。要不是因为这一点的话，我就没有任何理由对大家保守秘密了。你可以解除你那晚对我许下的诺言了，你爱透露什么就透露什么吧。如果你抑制不了自己的好奇心的话，你可在这间房子里，在这间从前除了我一个人以外，谁也没有进去过的房间里，找到一些纸片和零散的材料，以及随想之类的东西。在你没有更好的方法来消遣的时候，我希望它至少可以让你消磨一点儿时光。

“你可在适当的时候把这间私室的钥匙交给我的两个孩子，并帮助他们了解自己的父亲。我所关心的是他俩能了解他们的父亲是哪一种人，如果从根本上讲还存在这种可能性的话。我的目的并不在于让他们对我有所好感。诚然，对我有好感这是我最后寄予的一点儿希望，但这只是为了帮助他们了解他们自己真正的由来。自然，这一了解必须在对谁都不会构成危险的时候进行。如果他们能够饱吸本镇的空气，深受这乡村气息的感染和人情世故的滋养，而伴随着关于尼罗河泛滥和收割、耕作那周而复始的记忆长大成人的话，那我的生命就像某种具有多层含义的事物又增添了更深一层的含义一样，算是有了真正的落脚点了。我不知道到时候他们会如何看待我，他们也许会对我表示痛惜，也许会把我想象成一位英雄，这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别让我的人生像一个莫名的幽灵那样，动不动就冒出来对他们造成伤害。我多么盼望能继续和他们在一起，亲眼看着他们长大，至少成为我活下去的一条理由啊！我不知道苟延残喘与一走了之这两种行为究竟哪一种更加自私自利。无论如何，我是无计可施了。你只要想一想我那天晚上跟你说的话，你就不会不明白我的意思了。

“昧着良心的生活是毫无意思的。那遥远的呼喊依然在我耳边萦回。我原以为我来到这里，结了婚，就可以安安静静地过日子，就可以听不到这呼喊了。但是不然。也许我是生性如此，或者说我是命该如此，管它是怎么回事呢，反正我说不清。我凭自己的理智知道我应该做些什么，这就是我在这个村镇里，和这些幸福的乡亲们一起做过的事情。然而我的灵魂和我的血液中有许多模糊不清的东西促使我走向那遥远的地方。这遥远的地方就在我面前呈现，不能视而不见。

“咳，我就担心我的孩子。如果他们长大成人后有谁——不管是一个还是两个——传染上了这种漂泊他乡的游子病毒菌的话，那就可悲了。我把他们托付给你了，因为我从你身上看到了你爷爷的影子。我的朋友，我不知道自己何时离开尘世，但我感到启程的时刻已经不远了，就此永别吧！”

如果说是穆斯塔法本人选择了这一结局的话，那么这是他戏剧人生的极富戏剧性的大手笔。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大自然恩赐给了他盼望已久的那种结局。当时的情景你可以想象：时值七月溽暑正盛，洪水目空一切，三十年见所未见。黑暗把世间万物都融成一片混沌，远比大河本身更古老、更傲慢。这便是这位主人公应有的结局。

难道这真的是他所寻求的结局吗？

也许他曾希望在北方，在那遥远的北方一个见不到星星的风雪之夜里，在那些与他毫不相干的人们之中，找到这种结局——一种入侵者与开拓者的结局。但是陪审官、证人、律师、法官，据说这些人全都串通一气陷害他，使他不能实现他所期盼的那种结局。穆斯塔法亲口这样对我说：

“那天晚上，琼妮·莫里斯咽气前在我耳边倒气说‘来吧，跟我一起来吧’，这时我迟疑了一下。本来我的生命历程在那天晚上已经完成，而不再有活下去的任何理由了，但我却动摇了，在关键的时刻我胆怯了。我真希望法庭赐予我求之不得的死，但那些法庭成员似乎识破了我的意图，偏不满足我对他们寄予的最后一点儿希望。

“甚至我向来觉得心地善良的翰明特上校也出来作难。他在做证时谈到，我到利佛尔堡访问他们时，给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说他是个自由主义者，对谁都不抱成见。但他又是个现实主义者，他早就料到像我们那样的结合是不会有好结果的。他还说他的女儿安妮·翰明特在牛津大学读书时深受东方哲学的影响，她曾在信奉佛教还是信奉伊斯兰教之间徘徊不定。他还说，他不能断定他女儿的自杀究竟是由于她遇到了某种精神危机还是她发觉自己受了穆斯塔法·赛义德先生的骗。安妮是上校的独生女儿，我认识她时，她还不到二十岁，而我却哄骗她、引诱她，对她说，‘我们一结婚就在南北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但后来我却使她那绿眼睛里燃烧着的希望之火变成了一团死灰。尽管如此，她的父亲还要面对法庭平静地说他不能断定……一个是超然物外，不偏不倚；一个是棋逢对手，各不相让，简直像战时的交战与中立一样，各行其是，彼此毫不相干。这就是那层仁慈面纱所具的力量。”

结果他们只判了穆斯塔法·赛义德七年有期徒刑，拒绝采纳穆斯塔法本人自愿采取的决定。

穆斯塔法刑满释放后漂泊到世界各地，巴黎、哥本哈根、德里、曼谷……从一处到一处，苟延残喘，虚度时光。最后，他来到尼罗河河边这个无名村镇，落得个葬身鱼腹的结局，谁也不能断定，这到底是一次意外事故，还是他本人的一种精心安排。

我这次回家，本不想再考虑穆斯塔法的事，谁知竟一连想了这许多。瞧，鳞次栉比的土坯村舍在我们面前正翘首迎候。座下的毛驴闻到了苜蓿、饲草和甜水的气味，都加快了脚步。

沙漠边缘，有一些房舍，似乎过去曾有人想在此定居，不过不久之后就因为生活不下去而匆匆离去了。许多事情在这里开始，也在这里结束。在灼热沙漠的包围之中，竟能由尼罗河一团凉爽而湿润的空气来占据一席地盘。这在一个充满虚假的世界里，简直令人不可置信。人们的说话声、家禽的戏嬉声、牲畜的鸣声隐隐约约地传进耳朵，如同梦呓一般，而抽水机那节律整齐的嘭嘭声则使那种梦幻之感变得更加强烈。尼罗河啊尼罗河，要是没有它，就谈不上什么起始，也谈不上什么终止。它不顾一切地朝北奔流。它可能会碰到大山而改向东行，也可能会遇到深谷而折头西走，但它那不可抗拒的潮流或迟或早都是要注入作为它行程终点的北方大海的。

这是一个有淡淡墨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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