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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中，西藏人民与内地各民族和外来文明的交流，创造了丰富、多彩、厚重的西藏文化。翻开历史的画卷，那些曾经在西藏摄影文化进程中闪烁的人物，如今又被我们提起。摄影艺术在古老的西藏称得上是一个崭新的门类。而德木·丹增加措，这位西藏著名的上层爱国人士，作为西藏历史上第一位摄影家，年开始从事摄影活动，用手中的相机拍摄了西藏大量的僧俗人物、社会风情、传统文化、宗教活动等图片。这些宝贵的图片不仅记录了20世纪前半叶西藏社会面貌，也从一个侧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渐渐远逝的时代的独特影像。让我们走进西藏摄影家德木·丹增加措的儿子德木·旺久多吉对他父亲跨越80年的照片和故事的回忆，通过这个家族近一个世纪的视角，去真切感受新旧西藏的不同社会现实和时代风貌。十世德木活佛我的父亲德木·丹增加措，90年出生在西藏工布地区，也就是现在的工布江达县的阿沛村，属于阿沛家族。年，经由德木寺、丹吉林寺和哲蚌寺的洛色林扎仓、色拉寺和甘丹寺的两个工布康村组成的寻访德木活佛转世小组认定，我父亲是九世德木活佛的转世灵童。年仅四岁的他被送到色拉寺东边的一个小寺院曲丁冈学习，由此开始了他作为一个活佛所必须进入的宗教学习过程。年十世德木活佛所拍摄的拉萨全景。尼泊尔商人送父亲一架相机时候照相在西藏人眼里被认为会挖去人的魂魄。92年，一个欧洲人提出要给我的父亲拍摄一张肖像。当时父亲年仅2岁，虽是被奉为活佛，但到底还是个娃娃，出于好奇，就答应了。拍照那天，从殿堂到大门都铺上了华丽的地毯，父亲穿上呼图克图的全套服装，庄重地坐在太师椅上，等着享受那当时一般人都无权享受的“荣光”。大概是胶片感光速度太慢，殿内光线也不大好，摄影师架好相机以后，要求侍从喇嘛用绳子把我父亲捆绑在太师椅上，以免他在照相时晃动头手。在那个社会里，对活佛只有顶礼膜拜，哪个敢把他捆绑起来呢?侍从们个个都吓呆了，摄影师怎么解释也白搭。管家认为他有意亵渎尊神，大逆不道，当场一顿臭骂，把他撵出了寺庙。没想到十几年以后，我父亲，这位当年纵容管家撵走摄影师的活佛，自己竟对照相爱得入迷，成为西藏的第一代摄影师。在父亲9岁那年，他通过了格西拉让巴的考试，进入下密院学习。三年后，父亲圆满完成密宗各项修习。这之后，父亲虽然仍呆在下密院，但他的修行已经不受拘束，兴趣变得越来越广泛。最终父亲还是没在下密院继续呆下去，而去了“巴日库”（现自治区党校边上）山洞闭关修行，那年他24岁左右。就是在这个山洞里，因缘使然，父亲碰到了成就他作为一个摄影家的尼泊尔商人。我已记不得这个尼泊尔商人的名字了，但他的故事却记忆犹新。父亲说那时他闭关不久，山洞外来了一个要饭的尼泊尔人，在听完这个尼泊尔人的故事后，就把他留下了，父亲的生活也由此发生了很有意思的变化。拉萨最早的照相馆是尼泊尔人开的，有两家，这个尼泊尔人是其中一家。他娶了一个藏族女子为妻。这个尼泊尔人的身体不好，前一段时间病得很重，家里人认为他要死了。依照他们的习俗，人死前不能在自己家里咽气，在临死之前就要抬出家门，放在高高架起的柴堆上，病人嘴上罩着一块白布，如果白布有哪怕很轻微的动，都表明这人还活着，若白布不动，就表明这人已经死了，可以点火焚烧。这尼泊尔人本来也应该是这样，但是当时拉萨没有火葬场，所以他只能入乡随俗，被抬到色拉寺天葬台准备火葬，还请了天葬师。但蒙在他嘴上的白布一直在动，一夜过去了，天蒙蒙亮时他居然醒了过来，把一旁的天葬师给吓坏了，还以为是僵尸，差点儿拿斧头砍他，他扑通跪倒在地，央求他们不要杀他。人们放过了他，但根据尼泊尔的习俗，他已经是一个死了的人，不能回家，也不能进城，所以他只好沿着色拉寺下面的山路乞讨。那时山下有寺院、小村庄、修行洞等，他就在修行洞外遇上了我父亲，父亲把他收留下来。他俩在山洞里一起度过了两三年的光景。这尼泊尔人再也没有回过家，最后死在这个山洞里。据我父亲说，正是这个尼泊尔人教会了他摄影。而拍照的器材是他捎信到家里让他妻子托人送来的。他把相机送给我父亲。那是我父亲得到的第一架照相机。相机是木制的，大概50厘米见方，很简单的皮腔，带有轨道，光圈只有几个，速度只有/25秒，/50秒，一个B门，一个T门。这架相机本来一直留着，后来被我弟弟的儿子给拆散了，很可惜。十世德木活佛拍摄的旧西藏人民生活I场景父亲拍的照片多与生活息息相关自从有了那架笨重的木制相机后，摄影成了我父亲最主要的兴趣，他背着那相机到处晃悠。20世纪40年代，他去印度时买了一架英国的铜壳相机——卡尔宾，这个相机现在还在，但是已经不能用了，他用这台相机拍了不少照片。后来，条件越来越好，他的相机也就增加了，几乎具备了当时最先进的设备，像徕卡、禄来福来克斯等等。我记得他有两台禄来福来克斯，一台是3.5口径的，一台是2.8口径的。他还有两台徕卡，一台M2，一台M3。还有全套的滤色镜、三脚架、闪光灯，拍散片的、测光表等等全都有。我估计他没有mm的镜头，但mm以下的镜头都有。这些他都舍不得用，也舍不得给我们用，都是崭新的。他自己平时就用一个蔡司·伊康，折叠式的，可以拍6×9的胶片，有时也给我用用。为了冲洗照片方便，父亲弄了个暗房。有时，他也在那房子里放电影。他有一架电影机，放的都是印度老电影。当年那些８毫米的胶片现在我还留着一些，可能还可以放，不过电影机没有了。父亲在他的暗房里搞了些小发明。当时拉萨没电，他就利用有很多格子的窗户来采光。他把窗上玻璃一格弄成红色，一格弄成蓝色，一格弄成绿色，其他的就是白玻璃，远远看去倒是非常好看。他又用黑红两面的布做窗帘，在红、蓝、绿三色的玻璃前把窗帘开三个洞，用纽扣系住。在窗子跟前放一张长桌，放显影盘和定影盘。白天冲胶卷时他就解开窗帘上的其中一个扣子，露出蓝玻璃；洗照片时他就解开另一个扣子，露出红玻璃，权当安全灯。加温的是一个铁皮炉子，烧木柴和牛粪。如果晚上洗照片，桌子上点一盏汽灯，上面罩一个铁桶。在铁桶的两面镶着一块红玻璃，一块白玻璃。晚上冲洗照片时，他用另一个铁桶把汽灯罩起来，曝光时露出白玻璃，显影和定影时在红玻璃前进行。有了电以后他就准备了美国的欧米茄放大机，自己放照片。后来我找到的父亲当年的多张底片全都是他自己冲洗的。作为一个活佛如此喜欢拍照，在我的记忆中并无人对此持有异议。不过听我父亲说，他最初拍照时是在20世纪20年代。有一次大昭寺开传昭法会，他把那个尼泊尔商人送的木制相机架在讲经场上正拍照，被几个负责保卫工作的僧人看见了，喊叫着不准他拍，挥舞着棍子远远地冲过来。我父亲那时住的地方就在大昭寺边上，他赶紧提着三脚架往家里跑，那几个喇嘛跟着追到了家里，一看原来是德木大活佛，都吓呆了，慌忙嗫嚅着退了出去。拍照对于父亲来说是一件很愉快的事。他喜欢拍家人、身边的熟人和认识的朋友。他还把冲洗好了的照片给人送去。我父亲可能拍了几万张甚至几十万张照片。他拍的都是和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东西，充满了人性的光辉。十世德木活佛拍摄的旧西藏人民子承父业，我是“跑光记者”我的第一个相机是父亲送的。年，父亲从印度回来，给我和弟弟一人带了一台小相机，用8毫米的胶片，很小。当时我家正在盖房子，我就用这个相机平生第一次拍了些照片，我父亲替我冲洗的。冲洗出来后父亲只说了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他说：“你看看……”我赶紧探头看了一下胶片，上面模糊一团，全都是些乱七八糟的木头、石头和人影，我嘟哝道：“怎么了？”父亲没再说话，一抬手就把胶片扔到垃圾箱里了，我第一次拍照就这么收场。在我上拉萨中学以后，因为学校里有喜欢拍照的老师，我拍照的热情又高涨起来。年自治区筹备成立展览馆，学校派了几个人去协助工作，我的语文老师，也是我一生中最要好的朋友龙国泰叫我去帮忙，于是我认识了当时几个搞摄影的，像罗浩的父亲罗伟，屠思华、陈宗烈、马竟秋等等。龙国泰有个爱克发相机，经常借给我用。我对摄影真正有了兴趣，妈妈悄悄给我买了一架上海58Ⅱ相机。我父亲不让给我买相机，只是把他的蔡司·伊康借给我用。照片给他看，他很少做评价。有时我问父亲拍照方面的问题。比如问他为什么有的照片拍得模糊？他就说或是景深不够，或是光圈太大等等。因为当时的相机需要自己估计焦距，所以他要我练习目测距离，而且在技术方面给了我很多指导，比如胶片的感光度，光圈的大小等。我父亲也带我去暗房，教我冲洗照片。我后来在拉萨中学上学时也自己洗照片，在床底下用被子把四周围得不透光，用红塑料笔记本的胶皮蒙在手电筒上面当安全灯，药水放在碗里。冲胶卷就自个儿瞎摸着，经常跑光。所以还有同学叫我是“跑光记者”。十世德木活佛拍摄的拉萨朵森格路。父亲崭新的相机全被没收我父亲喜欢拍人物，在构图的方式上很现代。我的一个朋友曾经把我父亲的照片拿给一位当过几届“荷赛”评委会的主席看，他很赞叹地说了一声：“我们的摄影没有太大的进步。”我的朋友理解是，我父亲已经做得很好了。一个没有经过摄影专业训练的人，却能够拍出如此优秀的照片，我想，这跟父亲平静的心态有关系。他没有为什么而拍或者怎么拍照的顾虑。摄影对他来说是一种享受，一种愉快，一种沉浸，仅此而已。再者，他从小在寺院所学的知识中，包括了艺术方面的教育，他能领悟这门艺术的真谛。而且，父亲从小学习佛法，能够以豁达、宽容的态度对待人生，他说：“修行就是修心。而修心就是修出一颗平静的心。越是平静的心，看问题才会看得越远、看得越透。”所以，即使文革时那么惨烈的遭遇，他依然能够有说有笑。比如他整天被红卫兵看守着，只有上厕所时有那么一段路没人看，他就甩开我扶着他的手，把拄着的拐棍当做藏戏里的道具，一边转动一边轻声哼唱。父亲拍照没什么目的，类似于玩儿。他拍照最多的阶段是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50年代以后就少了，60年代就基本上没有拍了。因为当时的政治环境逐渐严酷，他怕引起麻烦。96、年拍的都是家人的纪念照。年以后再也不拍了，也不玩相机了。记得年，当时政协的一个干部来我家对父亲说，听说你有很多相机，人家可能误认为这是特务的工具，你应该上交。我父亲可能并不愿意交出去，心里着急，就撒了一个谎说，这些不是我的，是人家放在我这里的。于是政协的干部就接着问，你必须说，这是谁的？我父亲一着急，突然想起司玖活佛也是个摄影爱好者，就说是他的相机，而司玖活佛恰恰在年去了印度。这还了得，那干部大叫道：“司玖活佛？他是叛乱分子！你更不应该留着他的东西。”这下好啦，全都没收，崭新的，好几套全被没收了。“修行就是修心。而修心就是修出一颗平静的心。越是平静的心，看问题才会看得越远、看得越透。”——德木·丹增加措我为父亲拍下人生最后的照片父亲不再拍照了，我不知道他不再拍照以后心里是怎么想的。但我记得年的5月日，我当时在玻璃厂工作，那天放假，我借了一个35相机跟几个朋友去罗布林卡玩，回家时看见父亲坐在家门口晒太阳，当时他已经病得很重了。他说，你给我拍一张吧。我心里一酸，推托说，这个相机不太好，下次吧，我找一个好一点的相机给您拍。父亲说恐怕不一定有机会了。我也没有太在意他的这句话，只是赶紧给他拍了一张。我父亲又说，5月4日是“五四青年节”，厂里应该会放假，你记住去洗照片。我答应了。可是“五四”那天没有放假，我也就没有回家。5月6日是星期六，可以回家，晚上我回到家一看父亲已经病得很重，在病榻上他问我要照片。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去照相馆洗照片，然后赶紧拿回家给他看，他看着照片上的自己说，哦，确实老了。就这么一句话，再啥也没说。5月6日他就去世了。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张照片。也可以说是父亲放下相机不再拍照后，差不多有八九年的时间里看见的最后一次照片上的自己。那张照片现在还在。德木寺的管事们（年摄）重新认识父亲的照片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的摄影找不到感觉了，尽管在那期间还是拍摄了很多精美的作品，但就是没有感觉。我不知道我的问题出在哪儿了？这时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我开始重新认识父亲的照片。父亲拍的照片很多，但非常可惜的是，在“文革”中大多毁弃殆尽，在现存下来的多张照片里，我发现了自己与父亲的区别：自己的照片或多或少是为争取获奖，为争取上杂志或是投稿，或者我去卖这张照片。多多少少都带有功利性。而父亲的很多片子，没有目的，没有功利，只是在拍，是纯粹为了拍照而拍照，所以，在父亲的照片里，展现的是当时西藏的原貌。在看了父亲的那些作品以后，我深有感触，觉得只有把心态放平，不要带更多的功利性，或是目的性，才能拍摄出好的作品。说起父亲的照片，我想起了一位我的上世纪90年代初的朋友——高波和他的法国妻子高黛芬。高波是四川人，在中央美院学装帧设计，由于专业的需要他也搞一些摄影。他来西藏拍片时我们结识了，年年底，他带着他年轻的法国妻子住进了我在拉萨的家。他们在我家住了一个多月，过完了藏历年才离开。其间，高黛芬还认我做了爸爸，认我的妻子做妈妈。她称我为“西藏的爸爸”。他们对我父亲的照片非常感兴趣，对父亲的图片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崇拜。我曾经问过黛芬一个问题：“为什么你对我父亲的照片那么感兴趣？”高黛芬认为，是因为我从来没有很认真地看过我父亲的照片，或者说没有很注意到那些照片里所存在的更深的意思。我承认，我过去是带着某种观点去看的，而不是放弃这些观点、这些框框，也就是说没有用心去看。高黛芬之所以这么喜欢我父亲的照片，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是——\—她觉得我父亲拍照片一个最重要的感觉就是“喜欢”，他喜欢他拍的东西，这个“喜欢”不是普通的喜欢。我父亲的拍照方式也是一种生活的方式。生活方式决定了他的摄影方式。与高黛芬的交谈，使我对父亲的图片有了更深的认识。父亲的作品不是用来反映社会或评论时代，他享受这恰巧出现在身边的一项时代发明，用其释放内心人性的渴望，在父亲充满智慧的凝视里，在那些无功利的拍摄中，带有更多的自然和自由，因而才留下了关于西藏的20世纪上半叶的各种社会写真影像。父亲不是教会了我摄影，而是教会了我做人。文字来源：中国摄影家协会网；图片来源：网络

愚笨的人最聪明，聪明的人最愚笨。

笨，是一种人品。笨拙的去爱，去生活，当生活留给你满地落叶，收起来，让它成为滋养心花的春泥。

笨，是一种人品。笨拙的做事，做人，当命运给了你一地鸡毛，弯下腰，把它扎成掸灰除垢的鸡毛毯子。

踏实做事，不耍小聪明。

曾国藩有句名言“天道忌巧，天道忌盈，天道忌贰”，天道忌巧说的就是做事做人不要耍小聪明。做事要踏实，投机取巧走不长远。

有人说“智力永远填补不了道德的空白”，古语也有云“以天下之至拙，应天下之至巧”，捷径虽好走，但要以未来作为代价。

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所有命运馈赠的礼物，早已暗中标好了价码。

鲁迅先生就曾说“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哪有什么一夜暴富，一夜成名，所有的成就背后都藏着无数个流泪流汗的日夜。

曾国藩最会下笨功夫。他年少读书，走通科举之路，靠的就是下笨功夫死磕。

曾国藩天资并不聪颖，对于书上的很多内容他都比别的孩子记得慢，但他偏偏要一条道走到黑，背不过这一段就不开始下一段，看不完这本书就不拿起另一本。

正是凭借着这股笨劲，他才能将基础打扎实。如果他投机取巧耍小聪明，遇到困难绕着走，那恐怕也不会取得之后的成就。

做人要笨，人生才能有所成就。

笨，是一种人品，做事不走捷径，不耍心机。不是你的费尽心力得到也会失去。

厚道待人，不贪小便宜。

在电影《阿甘正传》中，主人公阿甘就是一个“笨人”。

在战场上他奋不顾身救下了自己的长官，后又陪长官渡过低谷，一起寻找生财之道，后来长官成功获得第一桶金，阿甘也并未索取回报。

老话常说“傻人有傻福”，人笨一点，厚道一点，福气运气自然也就多一点。

上天从来都是公平的，不会让你一直吃亏，也不会让你一直沾光。与人交往，笨一点，凡事礼让一点，不贪小便宜，关系才能越处越好。

郑板桥说“难得糊涂”，确实，人与人之间相处不能理的太清，要学会宽容。

《菜根谭》中也有同样意思的话“持身不可太皎洁，一切污辱垢秽要茹纳得。与人不可太分明，一切善恶贤愚要包容得”。

曾国藩为官期间人缘极好，靠的就是这个“笨”字。他在谈及修身之法时谈到一条“利可共而不可独”。

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人与人要和谐相处，就要做到懂分享，不贪小便宜。

做人要笨，人际关系才能够和谐。

笨，是一种人品。与人交往不自我，不自私，学会礼让。厚道待人，不骗不贪不计较。

笨拙生活，不计小得失。

家庭生活中往往也需要一点“笨”功夫，家人间不需要精明，只需要一点爱与笨。

如果在家庭生活中还需要辩论清楚谁付出的多，谁付出的少，那这个家庭离破碎也不远了。

真正有爱的人不会计较感情里的一点点得与失。

生活中笨一点，说话婉转一点，对家人包容一点，不要太好胜，性子缓一点。父母子女间、夫妻间，给彼此一点空间，不必事事严格要求。

曾国藩家庭和睦，父母子女间关系融洽，究其根源还是由于一家人都“笨”，做父母的体谅子女，为人子女的也懂得感恩父母。

做人要笨，家庭生活才能和谐。

笨，是一种人品。家庭生活不是工作任务，没必要设置各种条条框框及高标准。给对方留一点空间，学会包容。

人要聪明却不可过分精明，“笨”不是智力不足，而是我知道但我选择不计较。

老话说“大智若愚”，笨是一种人品，也是为人处世的智慧之道。

摘要：宗教世俗化问题是当代宗教研究中一个重要的深层理论问题，同时也是当代宗教发展中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本文在辨析“宗教世俗化”概念的基础上，具体研究了藏族社会转型过程中藏传佛教的世俗化问题，分析了传统社会中藏传佛教存在的局限以及产生世俗化的原因，最后讨论了藏传佛教世俗化对藏族社会转型的影响。宗教问题作为人类社会的一个重要现象，从其产生、发展一直到今天都深刻影响着信教群众以及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尤其在当今这个多元化、信息化的社会里，尽管信仰形式和信仰内容发生了分化和变异，宗教发展的势头却是有增无减，宗教团体适应社会发展的趋势，与外界的关系进行了相应调整，对外界的批评兼容并蓄，其处理内部事务的方式也更加民主化、现代化，不再刻意强调信仰的纯洁性，开始致力于满足人们的各种需求。这种趋向，学术界有人将其定义为“宗教的世俗化倾向”，并日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 　　

年梁启超与思顺、思成、思永

他曾在给孩子们信中如此表白：

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情感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

他可不是只说说就算了的父亲，他是行动派父亲。

长女梁思顺同他一起流亡日本，由于找不到适合的学校，便由他亲自教授读书，有时甚至为女儿批改作文到凌晨。

经济状况稍好之后，为了培养女儿对自然科学的兴趣，他还在家里辟出一座实验室。

长子梁思成好学不倦，梁启超尤其担心他的身体，每次写信都要询问。还对思成说：

你生来体气不如弟妹们强壮，自己便当格外撙节补救，若用力过猛，把将来一身健康的幸福削减去，这是何等不上算的事呀。

梁启超与子女

另外，先生还给九个孩子都取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小名：

梁启超要确保他们都能感受到父爱，而且都觉得自己是父亲心中特殊的一个。

他给大女儿思顺取爱称“大宝贝”“我最爱的孩子”，三女儿思懿被他取了个外号叫“司马懿”，小儿子思礼的代号则是“老白鼻”（老baby的谐音）。

对次女梁思庄，他在信中肉麻地写道：

“小宝贝庄庄：我想你得很，所以我把这得意之作裱成这玲珑小巧的精美手卷寄给你……”

这么温情的梁启超，我们肯定想不到，但是作为一个父亲对女儿写信，我们完全能够理解这份感情。

4.好的家教与门风，教孩子忠厚留余。

子曰：“道德传家，十代以上，耕读传家次之，诗书传家又次之，富贵传家，不过三代。”

然而，河南巩县的康氏家族却延续了余年。

确切地说，康氏家族自第六代康绍敬于6世纪嘉靖年间，在康店村建立起第一家小店开始，截止到8代康庭兰，中国土改运动开始为止，一共传承2代，堪称中国历史上有记载以来最长寿的家族企业。

康氏家训

康家崇尚耕读，康家子弟都得到良好的教育。康家教育子孙的家训是：

结交务存吃亏心，酬酢务存退让心，

日用务存节俭心，操持务存感恩心，

愿使人鄙我疾，勿使人防我诈也，

前人之愚，断非后人之智所可及，

忠厚留有余。

此家训意在告诫康氏子孙，在经商结交过程中勿求凡事有利于己，要努力实现一定程度的利益平衡，留余于人，以保持商业关系的持续稳定；

日常交际中要懂得谦恭退让，以保持人际关系的和谐；

要学会精打细算、勤俭持家；

家族子孙定要“施惠勿念，受恩莫忘”。

哪怕让别人看不起自己的愚拙，也不能让其处处提防自己的巧诈，立身行事。

“巧诈”固然可以欺人一时，谋一时之利益，但不会长久；

“拙诚”虽然短时间内可能会吃亏，却可以取信于人，涵养操守，立稳人生与事业的根基。

短短70余字中，蕴藏的却是康百万家族留余忌尽、忠厚传家的大智慧。

中华名匾之一的留余匾，是康百万庄园的镇园之宝，《留余匾》中写道：

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

留有余，不尽之禄以还朝廷；

留有余，不尽之财以还百姓；

留有余，不尽之福以还子孙；

……

临事让人一步，自有余地；

临财放宽一分，自有余味。

74字的“留余”匾是在教育子孙后代，不可穷尽一切利益归己所有，而应临事让人一步，临财放宽一分，保持人与社会、自然关系的和谐，懂得适可而止。

多年来，在家训的熏陶下，康家历代子孙大多向上向善、勤奋好学，从而保持了家族的持续昌盛。

育人先正己，父母的言行永远是孩子的榜样，好的家教和门风，给孩子良好的成长环境，才能让孩子有所为，走入社会才能有大作为，影响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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