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保镖哥

在民国初年的北京大学，有位大神般的存在的人物，拖着形同“PigTail”的大清标准小辫，在黑板上龙飞凤舞地写着英文字母，向莘莘学子讲解“外国大雅”、“洋离骚”。时人笑谓之，想在北大出名者，最好的方法就是冲过去把此公的鞭子剪掉，次日定为中外报刊竞相报道，可惜无人有胆，此等创举只能作罢。不消说了，这位奇人就是有“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之谓的晚清第一“学霸”辜鸿铭（年7月18日-年4月30日）。

被人建议“再读20年中国书”的“汤生”

辜鸿铭墨宝和执教北大时照片

辜鸿铭姓辜不假，但是最初不叫“鸿铭”，而是像许多先辈“闯南洋”的华裔人士一样，随着马来西亚被英国殖民，这些留在当地的华人后代成为了大英帝国的海外公民（BritishSubjects），自然都有了英国名字，辜鸿铭的英文名就是Thomson，鉴于华人在海外依然顽强地保留着过去的习俗，因此，作为社交场合使用的Thomson也便自然而然地音译为“汤生”。这个“汤生”便是辜先生的“表字”。

据记载，年7月18日，辜鸿铭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马来西亚的槟城州）一个英国人的橡胶园内。早年，他祖辈由中国福建泉州府惠安县迁居南洋，积累下丰厚的财产和声望。他的父亲辜紫云当时是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这种家庭环境下的辜鸿铭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没有子女的橡胶园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欢他，将他收为义子。自幼让他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

年由李小龙（BruceLee）出演的香港影片《唐山大兄》宣传海报

辜鸿铭在年发表的英文版《自传》中曾载，10岁时，布朗夫妇要回英国，要将辜鸿铭也带去，临行前，他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此段经历几分是真，已渺乎不可考。其实，直到20世纪60年代，许多东南亚华人谈起自己“慎终追远”的祖居地，都是以“唐山”[1]概称，据说是“大唐江山”的意思。而“中国”作为一个国际法主体和某部分人类的文化学概念被华语世界广泛认可还要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PeoplesRepublicofChina）改革开放之后[2]。在此前多年的年，辜紫云有这等“先进”认知也着实令保镖哥诧异。

闲话休提，据XX百科载，“年，14岁的辜鸿铭被送往德国学习科学。后回到英国，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并以优异的成绩被著名的爱丁堡大学录取，还得到校长、著名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卡莱尔的赏识。年，辜鸿铭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又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等著名学府研究文学、哲学。此时，辜鸿铭获文、哲、理、神等十三个博士学位，会九种语言（英语、德语、马来语、葡萄牙语、法语、希腊语、拉丁语、意大利语、俄语、华语）”。他还会用拉丁文作诗。民初上海愚园路廊壁上镶嵌的拉丁文的诗，系辜鸿铭手笔。可惜，目前能够考证出来的，仅有辜鸿铭获得爱丁堡大学英国文学硕士学历的记录[3]。由此可见，在需要“超人”的年代，总是能在众人口中产生“超人”，但是作为事件的主角，辜公为何一直未有证实或否认这些江湖传闻，保镖哥一头雾水。

值得一提的是，在西洋留学时期，辜鸿铭使用的名字是Koh(Kaw)HongBeng，这是辜鸿铭在闽南方言里的发音，而他著书立说时使用的KuHungMing这个名字还是19世纪80年代来到大清国后，根据北京官话改的拼写。

此外，对辜鸿铭一生影响最大的人，还数英国爱丁堡大学时任校长、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Carlyle，年12月4日-年2月5日），并最终成为卡莱尔的入室弟子。卡莱尔氏作为文化保守主义者，一生坚持传统道德，为近代工商业崛起对传统欧洲人身关系的破坏忧心忡忡。而当年在西方人眼中未受近代工商业“侵蚀”的大清国就成了卡莱尔氏寄托“复古更化”思想的寄寓之所[4]。

新加坡一处城隍庙内景

据辜鸿铭《自传》提出，年，21岁学成的归来的辜鸿铭，回到马来西亚槟榔屿，并奉命到新加坡海峡殖民政府工作。正是在新加坡，在年，辜鸿铭遇到了曾在法国留学的大清驻法大使馆翻译马建忠，两人“谈了三天三夜”，让辜鸿铭确定了去大清国效力的志向[5]。这段“经历”的是否真实存在，保镖哥后面还要详谈。

沈曾植扇面题字

不过，至少在辜鸿铭来大清国的近20年后，年，辜鸿铭的雇主、湖广总督张之洞六十岁生日，进士出身，满腹经纶的嘉兴才子总理衙门章京沈曾植（字子培，-）前来祝寿，辜鸿铭高谈阔论中西学术制度，沈曾植却一言不答，辜鸿铭甚感奇怪，问他为何不发一言？沈曾植说：“你讲的话我都懂；你要听懂我讲的话，还须读二十年中国书！”[6]

晚年的沈曾植

这种自认是“中国人”，来到东亚后却被当地人劝读“中国书”的现象其实十分普遍：由于母语并非华语，这些心慕“中华”的外国国籍者并没有系统学习华语和华语承载的经史子集知识，更对东亚情况缺乏了解，因此同为维新派的沈曾植劝告辜鸿铭既然为张之洞的秘书，参与大清内外政策的制定就要认真读书便是题中之意。两年后，发愤读书的辜鸿铭交出了一份令沈曾植“满意”的答卷，也是辜鸿铭好学精神的体现。当然，沈氏之赞誉是否仅为勉励后进，那也渺乎不可考了。

作为“愤青”的辜鸿铭

辜鸿铭墨宝：敬天法祖，尽忠报国

周作人在《北大感旧录》中曾写道，辜鸿铭“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头上一撮黄头毛，却编成了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的大袖方马褂，上戴瓜皮小帽；不要说在民国十年前后的北京，就是在前清时代，马路上遇见这样一位小城市里的华装教士似的人物，大家也不免要张大了眼睛看得出神吧。尤其妙的是那包车的车夫，不知是从哪里乡下去特地找了来的，或者是徐州辫子兵的余留亦未可知，也是一个背拖大辫子的汉子，同课堂上的主人正好是一对，他在红楼的大门外坐在车兜上等着，也不失车夫队中一个特殊的人物。”

这段文字虽损，但是活脱脱勾勒出了辜鸿铭的尊容，近百年后的今天读来，依然令人忍俊不禁。当时，欧美学界有句话：“来北京，可以不看三大殿，但不能不看辜鸿铭。”足见辜氏在学界的人望之孚。

大清外务部旧址遗照（今处北京外交学院内）

辜鸿铭虽然在大清国官至外务部侍郎（副部长，-年在任），但是辜公志在宣扬“中国文化”，认为“中国文化精髓是秩序和进步”，数十年里也是笔耕不辍，甚至收费讲演，一些“拥趸”还相传此公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提名[7]，算是当年东亚华人文化输出的旗手级人物。

从年在《字林西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学”的文章开始，辜公昂首走上宣扬“中国文化、”嘲讽西学的写作之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几年里，他还将《论语》、《中庸》译成英文，相继在欧美刊载和印行，后来又翻译了《大学》。此外便是大量时评文章，如至年，辜鸿铭分五次发表了一百七十二则《中国札记》，反复强调东方文明的价值，还有义和团暴乱时期出版的英文版《尊王篇》。

《中国的牛津运动》亚马逊有售

年，辜公英文著本《中国的牛津运动》（德文译本名《为中国反对欧洲观念而辩护：批判论文》）出版，在欧洲尤其是德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一些大学哲学系将其列为必读参考书。而年出版的“SpiritoftheChinese”（《春秋大义：中国人的精神》）更是辜公一生“为‘中国’声辩”的集大成之作。

实际上，人的思想往往都来自早年的遭遇。年，22岁的辜鸿铭曾去清国福州投靠经营“怡兴”贸易行的亲哥哥辜鸿德，当时正好是“乌石山土地纠纷”事件的尾声，由于涉及领事裁判权，审理纠纷双方——英国传教士和涉嫌焚毁神学院的绅民的重任就落在英国驻福州领事馆身上。

而在当时，虽然英国领事秉公裁判，把乌石山上被英国传教士侵占的积翠寺等地块还给了当地绅民，但是群情激愤的场景依然极深地刺激了辜鸿铭。为此，他在香港《孖刺西报》（HongKongDailyPress）以“AYoungChinese”为笔名投书小诗一首，其中有言道：

我们不需要传教士的帮助

不论是刮了胡子的，还是蓄了须的

不需要“强权即真理”这一旧规的暗示

我们需要的是使我们变得强大的科学和知识

以及勇敢、无私、智慧而又公正的统治者

好将你们从我们的土地上赶走，就像狂风扫尽尘埃。

辜鸿铭曾经的好友，英国牛津大学东亚学家翟理斯

这首诗一经刊出，便引起了英国驻大清使馆职员翟理斯（HerbertAllenGiles，年12月18日-年）的注意。翟理斯作为收集大清情报的专家，敏锐地在密呈帝国外交部的《中国当前事态》报告中引用了该诗最后一节，并评论道：

“那些在中国或别的地方接受过英国教育的中国人，很快就投到了反基督教的行列，加强了其力量，而他们试图以更合理的手段来达到他们的目标，而不是摧毁教堂或鼓动大批愤怒的暴民攻击赤手空拳的孤零零的传教士。最近的福州事件爆发后，很快，“一个年轻中国人”就在一家外国报纸发表了数首针对传教团体的英文诗，最后一首可以作为对西方传教的仇恨之情的代表，此前对我们所有机构的那种无法消解的仇恨和高傲的鄙视如今全集中在我们的传教机构上了。”[8]

厦门大学内的陈嘉庚雕像

在保镖哥看来，造成辜鸿铭“愤青”思想原因说复杂也真不复杂，辜氏作为“英国海外属民”，在当年英国法律上的权利是小于英伦三岛居民的（比如不能在英伦三岛购买土地、参与帝国下议院选举等）。和南非、印度、马来西亚等殖民地当地人还没有形成独立的国族认同不同，以闽、粤居民后代为主的“海峡华人”有和自己文化同源的东亚大陆国家作为后盾。而当年宽松的签证制度也令到这些人很容易就可以凭借自己对国际贸易了解和手头掌控的殖民地物产资源在大清乃至以后的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获得远比出生地或经营地更高的政治尊崇。年从新加坡受邀北上，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三届副主席的马来西亚企业家陈嘉庚先生就是最显著的案例。

在这里，保镖哥也得讲讲马建忠先生与辜鸿铭的“交情”到底有多深了。据辜氏在年“回忆”，自己于新加坡辅政司公事房任职（也就是现在的“新加坡政务服务中心接待窗口”）时遇到了前往欧洲公干的马建忠。

马建忠是什么时候去欧洲公干的呢？年7月，他和随员、从小关系甚笃的同窗兼随员吴广霈两人离开天津港，乘船赴印度考察鸦片生产情况并赴英国交涉联合打击鸦片走私一事。然而，翻遍英国殖民部和年出版的殖民地官员名录上找不到辜鸿铭的英文名字“Kaw,HongBeng”或类似读音的名字[9]。更有意思的是据马建忠和吴广霈两人此行回清后出版的长篇日记体报告文学《南行记》[10]里也并没有在新加坡与“一个叫辜鸿铭的年轻人”攀谈的经历。

这是怎么回事？很简单，辜鸿铭自己的回忆就露出了破绽：

马建忠登岸，投宿在这同一家旅馆，并在那里过了一夜。在阅览室，我们攀谈起来，晚饭后，我邀他去我房间喝杯酒。我们首先谈到欧洲，然后谈到中国。我们用法语交谈，因为他那时官话说得糟透了。我发现，尽管他法语说得流畅，却于法国文史只略知皮毛。他也能读拉丁文，但在我看来，他似乎只能读一些罗马天主教学校课其学生的拉丁文读物。至于古典拉丁文学，我发现，他一无所知。我书桌上恰好放着塔西佗的《阿格里科拉传》。他拿起书，翻了一下，居然问我塔西佗是何方神圣。

实际上，在年，几乎是辜鸿铭学成的同一年，出生在天主教家庭的马建忠就在法国获得了文科业士的学历。在当年法国教育系统极重视拉丁语，文、理、商科都要写作拉丁语文章或诗歌的环境下，马建忠是不可能不知道塔西佗的，而马建忠文科业士考试中，拉丁语作文正好是“拟写罗马皇帝韦斯巴芗颁给征服耶路撒冷的皇太子提图斯的贺诏”，这恰恰是塔西佗《历史》一书上记录过的文本[11]。

因为自视太高，所以编排离谱

辜鸿铭晚年照片

辜鸿铭为自己“重新变成中国人”设计了一场与马建忠的交往“大戏”，还不忘在“戏”中编排马建忠不懂塔西佗，这其实是一种心理代偿的体现。辜公很可能是觉得自己“学在西洋”，身价不菲，好歹在新加坡也是“公务员”，那么劝他去清任职的自然得是清方的“懂行”之人，当年大清学习过西方人文知识，又出版了《马氏文通》的名人也只有马建忠。辜公不攀这位“伯乐”，攀谁？

张之洞照片

实际上，辜鸿铭被时任两江总督张之洞聘为翻译兼文案是年的事。至年间辜鸿铭又在做什么呢？答案很简单，那时他因一场不愉快的探险在香港、上海、福建的洋人圈子里声名狼藉。

英国探险家A.R.Colquhoun（-）

据年4月伦敦出版的两卷本《中国西南边陲探险记》一书记载，英国探险家科鲁洪（A.R.Colquhoun）在年从香港雇佣辜鸿铭从探寻广西至云南再去英属缅甸的探险路上担任翻译，据科鲁洪描绘，找到辜翻译之前，辜正在香港打零工，就业并不是太稳定。然而，辜鸿铭从广州出发，走到广西百色，因为“害怕艰苦”就打了退堂鼓，令科鲁洪氏非常恼火。

该书甫一问世，英国《学术》杂志就发表书评，对科鲁洪和瓦哈布“艰苦卓绝的探险”给予极高评价，然后笔锋一转，谈到探险队里的华人：“仆人和脚夫的叛乱以及他们的翻译——一个叫鸿铭·辜的，在英国接受过教育——的性格弱点在书中受到了公正而不失分寸的谴责和鄙视。”[12]

可以想象，因为科鲁洪的这本书，辜鸿铭在就业上遭遇了多大的麻烦。从年到年，辜鸿铭只能靠在报刊上以替“中国文化”辩护的形式“煮字疗饥”，并作为终身的志业了。这其实也是众多近代东亚思想家因为不被自己幻想中的先进一方（西方）接纳，才进而选择反对西方的原因。

年泰戈尔访问北京时与辜鸿铭等人合影

从这里也就揭示了一个非常尴尬的问题，现在重新“发现”辜鸿铭，其实只是发现了辜鸿铭的一些自由主义思想和民族主义思想杂糅的表象，对于一些认为当年反传统风潮带来日后酷烈处境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分子”而言，辜氏的表象恰好符合他们“观念中的中国”，由此胡乱拔高便是在所难免了。他们太急需一位通达东西、事功卓著的官员型学者为自己代言，以致对辜鸿铭身上诸多传闻的真伪都不去鉴定。当然，辜鸿铭在那个交通不便的年代里，也算是清国英语和外交方面的尖端人才。

玻璃心与“入戏太深”

洋装的康同璧小姐

实际上，“中国”只是东亚大陆华语文化圈众多称呼中的一个，比如“震旦”、“赤县”、“神州”、“契丹”等都可以做代名词，以往还有康有为女儿康同璧小姐在只身前往印度与父团聚后，南海先生欣然挥笔写就的“我是支那第一人”中的“支那”。

另外，古代东亚是个族群杂陈、疆界非常不清晰的文明共同体，是一种文明的同心圆结构：核心是中原的王朝，其实是不同族群建立的政权，这些族群经过磨合又变成了“华人”，边缘是朝鲜、越南、琉球、缅甸这些受保护国，邦交正常化的就是日本、菲律宾（吕宋）、泰国、马六甲苏丹国、文莱苏丹国等朝贡国，还有就是与之时打时和的蒙古、准格尔等中亚、北亚部落。

由此可见，东亚自古以来也就是一种文化和族群多元共存的态势，而国体其实是由政权的雇佣关系和各（长、朋、晚）辈信任程度决定个人地位，个人和个人关系的羁绊组成的“政府国家”（这也是东亚的旧法律中大量出现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容的条款的重要原因：政府是劳动力的最大雇主，雇佣经考选、功叙、推举的文臣武将）。因此，近代一些人盲目学习西方，以富强为目的，忽略个人的自由和产权，以为改变国体，建立民族国家或者其他国家就能“富强”自有其疏失之处，也付出了并一直在付出惨重的代价。

问题是，翻查辜氏著作，连东亚是政府国家这种稍微有点近代政治学修养很容易就被看出的特点，辜氏都阐释不清，只一味鼓吹东亚“道德文明”去赈济因为一战普遍焦虑的西方，其实是种倒持天罡，因为辜之所言没有被日后的历史演进证实，所以二战以后辜氏在西方也只能成为书斋中供人把玩的作品。这里依然反映了辜氏“生在南洋”对东亚的隔阂。

辜鸿铭著作：中国人的精神

而且，以辜氏观点里动辄极强的“代表欲”，否认各族群文化、信仰、生活习惯的差异性，硬拧成“中国人”，还冠以“精神”之名，可见非但没有走出近代以来一些华语知识人以“文化中国人”代替“法律中国人”，并时不时偷换两者概念来获得微不足道的论辩优势的窠臼（这也是废除科举后人文社会科学食洋不化，过分细分的害处之一），还为这股歪风推波助澜。此外，辜氏把个人遭遇未经反思地归咎到“西方侵略”，这种“责任都在X方”的话术，连裹小脚都去歌颂，能够营造的只能是比问题丛生的民族国家、看似不中用的政府国家、被冷战后“吠影者”诟病的“阶级国家”更等而下之的“混沌国家”。

其实，老祖宗说得好，“吾生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择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不管是什么国家，在上位者有信于下位者，国家自然和谐，富裕，受到万邦尊崇，作为个人，要有闻过则喜的胸襟，要有忠信笃敬的自律，个人自然声望昌隆，运交华盖，功、德、言三不朽不在话下。

相反，辜氏只因怕苦惧险，受雇探险半途而废，在洋人圈里失了信，不反省己过，转而利用外语优势猛烈为文化糟粕护短，于事功上纵使促进东南互保，令江南免受兵燹，后达寰球人口最多国之外交部副部长，依然私德有缺。晚年教书授徒，虽说荣登孙大总统认可的“懂英语者三个半”之列，亦是止增笑耳。换句“现代话”说，这人就是玻璃心加入戏太深。

郭嵩焘玉照

只是如此之人，被一些视野和专业能力已远低过当时人物的网友重新发掘，固有学理不足，未通东亚也不知西洋，更遑论非拉的历史痼疾作祟，但反映出的一些现实心态仍足有识者戒：为西方打工，人均GDP刚刚过万美元便生虚骄之气，既不思鼎故革新，改善民生，又无欲交好万邦，以礼待人。开口“辱华”、闭口“战狼”，摆起顺昌逆亡的“老子天下第一”架势倒是无师自通。试问，哪日战端重启，那些“厉害了”之辈，面对无人机、巡航导弹等现代武器的精确打击，能不学义和团大师兄般一遇枪火散如鸟兽之榜样？就是粮食、芯片、石油、药物、机械被禁运，“厉害了”之辈能否复刻郭嵩焘前辈赴英向女王负荆请罪，成就清英友谊的一段佳话？

好了，晚清第一“学霸”辜鸿铭的故事就讲到这，喜欢保镖哥的朋友记得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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