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是最适合在国企工作的，或者说国企也最适合我。因为直到现在，创业后的我都不再有原来在国企的那种勤快，因为我觉得拿人家的钱就该有责任好好干，对得起这份工资。

在路上那首歌中刘欢唱到：那一天，我不得已上路；为不安分的心，为自尊的生存；为自我的证明。

这正是我那时的写照。医院，长在国企的家属区，学在国企的子弟学校，毕业也直接分配到国企，我30岁以前的一切都深深地打上了国企的烙印，家人和朋友也惊讶我为什么放弃既体面又收入高的工作，而投身于前途未卜的创业生涯，其实所谓创业，当时还没有确定的项目，那还真是在迷茫中摸索前进，家庭生活的物质压力和焦灼于打开出路的精神压力沉重地压在心头，对从未离开国企的我来说，是艰难但不得不面对和担起的责任。

03年初，我告别了白发苍苍的母亲和才3岁的女儿，和妻子从北京出发，经香港踏上了去喀土穆的漫漫征程。

离开北京时，恰逢非典前期，国内还没有多大反应，但在香港转机时整个机场除了大陆来的旅客外，其他人都戴着口罩，一片肃杀的气氛，如荆轲辞别时的潇潇兮易水寒，那是直到心底的寒意。

等到了喀土穆，国内非典感染人数天天上升，看着那些红色的数字，心中的恐惧也逐日增长。不仅担心事业的前途，更担心和想念国内的家人。

我的第一个创业项目是开饭店，在喀土穆的中国人本来就少，能吃得起中餐的就更少了。饭店经常是连续几天甚至一周没有顾客上门，光出不进，房租、水电、厨师和服务员的工资都是沉重的压力，除了带厨师到臭气熏天的南卡菜市场买菜买肉，我最经常的工作就是一个个单位地联系，陪着笑脸做市场，能有一桌订餐都能带给我们莫大的快乐。而辛苦一个月的结果经常是厨师多美元的工资比我们的利润都要高。

为了省电，厨师和服务员的房间开着空调，我的房间却不敢开空调，在号称世界火炉的喀土穆，虽然睡在竹块凉席上，热就像是摊煎饼一样，时间长了凉席上被汗水印出个人形出来。而觉也睡不踏实，焦虑失眠中经常是身上哗哗出着汗，眼睛盯着天花板在发呆，一遍遍地琢磨怎么打开局面，肉体的自虐更像是减轻精神压力的一种仪式。

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但经历风雨的过程却是那么辛苦那么困难；凤凰涅槃，置死地而后生，但这个死地比死都难受。心似乎放在喀土穆粗粗的沙砾上反复打磨，伤痕累累，鲜血淋漓，痛且看不到希望。

单位多年相处的兄弟们，在上面对我这个“叛徒”的制裁令下，谁也不敢与我交往；曾经熟悉的苏丹客商也远离我，有的直接告诉我：因为你不在那个位置上了，那么现实而自然。我的境遇就像现在华为面对美国的全面制裁一样，而我远没有华为的资源和实力。洛克菲勒说可以拿去我所有财富，甚至把我置身于撒哈拉沙漠中，但只需给我一个路过的驼队，10年内我就能再造同样财富。但身处撒哈拉沙漠中，我的驼队在哪里呢？

哦，这就是市场经济，是我努力挣脱体制桎梏一头扎进去的市场经济，是我推崇的亚当斯密所说的市场经济，就像游泳的初学者跳进了大海里，无论你怎么扑腾，排排海浪不会因为你的笨拙不会水甚至快淹死呛死而留情，能拯救你的只有自己。

我要感谢王光伦王总让我再回单位的邀请，谢谢王总，您在我最难时的好意对我是莫大的鼓励。我很想回去，回到只有努力工作就不再有磨砺和压力的以前，回到兄弟们一起快乐相处的过去，但，既然选择了，就要咬牙坚持，就像92年的太白，虽然前途风雪交加，但我必须向前。既然死都经历过了，而且也闯过来了，那还有什么可怕的。路上的心酸已融进我的眼睛，但心灵的困境已经化作我的坚定。

7月8日，型号-C的号航班从苏丹港起飞后15分钟后坠毁，机上人遇难，只有一个母亲怀中的婴儿幸存，遇难者中有一名青州管厂的中国人。如果我没有辞职离开，经常搭乘该机到苏丹港出差的我（那架飞机是飞苏丹港的最好的飞机），很大概率就在其中。

我还是幸运的，躲过一劫的我现在最该做的就是：把握命里的每一分钟，全力以赴我心中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