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8日，清华美院教授苏丹携新书《闹城》与著名媒体人杨澜做客单向LIVE直播间，通过直播的的形式围绕“一座城与一代人的青春”展开了一次深度对谈。▲单向LIVE：苏丹x杨澜直播连线他们聊到故土乡愁，聊到了一代人的成长经历，以及，给当下时代“后浪”的诚挚寄语。今天和大家分享其中的一些观点。▲《闹城》中的部分艺术作品主持人：还记得少时有过哪些顽劣事迹吗？杨澜：我特别爱接下茬，而且我上课特别爱说话，当然我没有想到后来以说话为生（笑）。但是当时我特别爱说话，可能某种程度上，因为我学习成绩非常好，所以老师好像给我留点面子，所以老批评我同桌。现在想起来，特别愧对我的同桌。但有一次课间，一个男生说杨澜你怎么那么笨不会吹口哨，然后我跟他学，我怎么吹也吹不上来，上课的时候我就在那练，在我们的生物课堂上，响起了一声清脆而长久的口哨声，哨声出来以后我还左右看，我在想这是谁呢？我完全没有期待我有可能发出这样的哨声。老师当然是震怒了，说谁胆敢上课吹口哨给我站起来。后来我看前后都没有人答应，我琢磨出来大概是我发出来的声音，然后我就站起来了，这是我很难忘的一个经历（笑）。所以青春期的这种叛逆和捣乱，每个人都会有的，程度不一样。苏丹：我小时候会做爆竹，去军工厂的排水管里面捞芒硝，加上木炭、硫黄，按照配比掺起来，做成像地雷一样的东西。芒硝要烤干，有一次在教室里，我在炉子上放了很多芒硝，结果有一包在课上炸了，老师说谁干的？幸好同学们都没说，最后这个事情不了了之。终于有一天，我把那个地雷给做出来了，用泥做了一个胎，干了以后就像《地雷战》里面的地雷一样，在大院中间的场地点起来，它像礼花一样喷发了，当时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集体罚站》素描，作者：王宁

主持人：如何实现从顽劣少年到清华教授的逆袭？苏丹：有两个冲击。第一个冲击是初一的时候，看了一部日本电影《我的老师》，这部电影让我感觉到竟然还有这么美好的生活，老师和学生这么友爱，学生之间可以毫无忌讳地表达，这部电影让我觉得在自己生活的世界之外还有世界。第二个冲击是一个小时候的玩伴考上了大学，来我家跟我谈校园生活。他要去重庆参加排球比赛，打完排球要游三峡，这种生活的诗意深深吸引了我，所以我下决心要从昏暗的现实中挣脱开来：“这种想法驱动我要改变自己，因为读书是一条改变自己命运的路。”

▲苏丹（中）；奶妈（右）

主持人：您是六零后，如果有一个更换出生年代的机会，比如换到大家都认为很舒服的九零后或零零后，您愿意换吗？苏丹：我不愿意换，我不愿意重新经历一遍生命。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面都有很多快乐的东西、幸福的东西、满足的东西，也别忘了这个过程是很艰涩的。有时候我们会习惯性地选择放弃、遗忘那些不愉快的东西，但经历却往往是苦多于乐。我觉得六零后的确应该是我们这个时代必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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