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大英帝国对外开疆拓土的先锋

那是帝国的鼎盛时期，戈登是大英帝国鼎盛时期女王陛下麾下一条忠实而又疯狂的猎犬，女王指向哪里，他就冲向哪里，最终他壮烈地牺牲在东非苏丹的喀土穆城，死得非常惨烈。他是被穆斯林起义军马赫迪部围困后被活捉的，他被砍得粉身碎骨，他的头颅被悬挂在树枝上，并在喀土穆城内沿街示众。帝国的一代将星，身经百战的工兵上将苏丹总督戈登就这样身首分离、葬身异域。那座在圣保罗大教堂的墓冢也许只是一座衣冠冢。《天佑女王》的国歌奏响后的余韵却是英国皇家近卫军团演奏的《死亡进行曲》。

戈登当年的文字既是征服者得意洋洋的自我炫耀，也是侵略者罪行的自我供述：

很难想象被我们烧毁的地方有多么雄伟壮观。把它们付之一炬，会让你的心里流血。实际上宫殿面积之广大，行动之紧迫，使我们无法从容地抢劫。无数的金器，都被当成黄铜烧毁了。对一支军队来说，这真是道德败坏之举。所有的人都抢疯了。

美国作者乔纳森?斯潘塞所著的《改造中国》一书中记载：

戈登上尉在参加了中国夏宫的浩劫后，《天津条约》得到清政府的认可。中国皇帝御驾回京。北京政府为一群乐意与西方合作的内阁阁员们把持。侵略军开始后撤。但是，为了确保清廷赔款和执行条约，一支由三千人组成的英军部队驻扎天津。戈登被任命为负责给军队修缮营房、马厩、测量附近地形的工兵指挥官。他为此干了8个月。

虽然年轻的戈登上尉此时未曾领教战争“不可言喻的激情”，但是他还是在海外的和平氛围中尝到了“难以言喻的快乐”。他在年10月给妹妹奥古斯塔的信中说“我一点都不打算回到英国，这个计划别到处张扬。我热爱祖国，喜欢工作，喜欢自主。但是我们在英国地位卑下，在中国却位高权重。这儿的气候条件也不像人们说的那样坏。”

此外，他还能在中国北方到处游逛，经常踏上西方人未曾涉足之地。他告诉妹妹，“如果近期内我有时间，我就要去长城。我会仔细描绘它，还打算送你一块长城砖。”戈登就这样在天津而不是在泰晤士河，等待时来运转。他经常把一箱箱黑貂皮、花瓶、玉器、陶瓷等贵重物品寄回家，分别写上“A送给父亲，B、C和D在戈登部落平均分配，E和F送父亲，G送艾米姨……他考虑得非常周到，几乎家族中的每一位亲人都考虑到了。他在查塔姆岛的部队团部收到了一只“雕刻得精美绝伦的宝座”，至今还收藏在该市皇家工兵博物馆里。

六、作为常胜军总司令的戈登

戈登是在年初春去的上海，立即成为英国驻中国陆军司令迪夫立的助手。在迪司令眼里，戈登上尉是个作战勇敢，业务娴熟，几乎清心寡欲，没有任何不良嗜好的优秀军人，他称赞上尉：“对我积极有用，他侦察敌军阵地，指挥梯队跨越护城河，帮助巩固防御工事。我们需要攻打城池，座座壁垒森严，城墙坚实，护城沟壕宽深。没有他的协助，我们几乎一事无成。不过我常为他提心吊胆，他在接近敌军侦察情况时常常不顾危险。”此时戈登升任工兵少校。在完成了对上海周边三十里的地形测量后，他对和他有着所谓同一信仰的来自天国的太平军兄弟有了初步的认识。年3月戈登出任常胜军总指挥，首次与太平军作战，即攻克昆山。

在战场上出任洋枪队“常胜军”管带的戈登显然比他的前任美国人华尔更加优秀。他身先士卒，带队冲锋，他手上不提枪，只在衬衣里藏一支左轮。除了有一次用它来对付叛兵，他没有在战场上用过这支枪。他手中捏着的是司迪克，他的士兵称之为胜利魔杖。江苏巡抚李鸿章向两江总督曾国藩禀报时写道：

该洋将老成勤谨，讨逆之志犹坚。窃以为尚能秉承调度，哪怕花四、五十万两白银何足惜哉。英官兵众口一词，谓戈登谋勇善战，为上海诸夷将最为妥慎可靠者。有人以为过誉，查自戈登督带以来，一扫昔日洋勇骄慢之习。该洋将剿逆之志弥坚。

李鸿章对戈登的溢美之词溢于言表，但是他们的蜜月期并不长就发生了尖锐的分岐。一是清政府长期拖欠常胜军的军饷，他们希望戈登能和他的前任华尔一样能够靠在战斗中对民众的抢劫来补充军饷，他们不知戈登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帝国军人和海盗流氓出生的冒险家华尔本身就不是一类人。而且戈登是有信仰的基督教徒，清心寡欲，被誉为古怪的清教徒，因此他根本不同意以掠夺百姓财富来弥补军饷的不足。

戈登接任常胜军管带后，很快用他的人格魅力和领导艺术征服了常胜军。戈登治军公正严明，他严肃军纪，建立刻板的操练制度，禁止士兵掳掠，而代之以优厚的军饷和奖金。戈登虽然严厉，但通情达理，以身作则，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决不强求士兵去做。为了鼓舞士气，行军时戈登走在队伍的前面，除了一支手杖并不携带任何武器。部队行军时常遭到伏击，戈登每次都安然无恙，很快被部下敬为神灵。几个月以后，李鸿章陪同戈登的常胜军进行一次军事行动，他在日记中记载：

“看这个英国人战斗，真是疲惫的眼看见美景，沉重的心喜获甘露……如果有什么能和曾国藩的学识一样让我敬佩，那就是这个英国军官的指挥才能。”

由于戈登禁止常胜军攻陷城池后大肆掳掠，他必须保证充足的军费来源。李鸿章供应淮军已经捉襟见肘，于是时常拖欠常胜军的军饷，大概是想迫使常胜军通过劫掠自给自足。但是，戈登坚持原则，绝不松懈军纪。由于欠饷，常胜军几次哗变，都被戈登以铁腕手段镇压下去。戈登数次向李鸿章索要军饷未果，火冒三丈，公开指责李鸿章和淮军将领营私舞弊，截留常胜军的军费。半年以后，李鸿章对戈登的评价开始变得客观了许多：

“(戈登)有不少缺点，他心高气傲，脾气暴躁，没完没了地要钱……虽然我对他颇有微辞，但他的确是一个有高尚情操的人，我依然很欣赏他……他是一个诚实的人，只不过较难相处。”

这是一个有个性有原则有魅力有理想的帝国军人。尽管由于民族、信仰和意识形态的不同，对于当年十九世纪末在中国发生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至今依然有不同的评价，就如同英国国内学术界对当年“日不落”帝国大力开拓海外殖民地的争论一样，结论会是截然不同的。但是，戈登作为不通人情世故的职业军人，他严格地执行着军人的操守，评价是一致的；作为效忠于女王陛下的军人，他在忠君爱国爱自己的国民方面是严于律己、无可指责的。作为英国的自由党人，他自然对清政府的专制腐败极为鄙视。

七、英国统帅和中国官僚的不同价值观

导致他和清政府发生尖锐矛盾的第二件事是，在常胜军攻下太平军的重镇苏州后，李鸿章违背承诺设计诱杀了纳王郜永宽以下的八名降王和高级将领及数万太平军将士，严重违反了国际社会的公约。那时，国联代表们正在紧锣密鼓地预谋在瑞士的日内瓦签署通过关于人道和战争受害者公约，李鸿章的杀降遭到欧洲驻华记者的强烈攻击。

年春，也就在公约通过的前一年，李鸿章率领淮军攻打苏州，久攻不下。太平军主帅谭绍光主持苏州防务，他对天国忠心耿耿，督军死战，但是太平军内部已经出现分裂的苗头，慕王谭绍光与纳王郜永宽等将领在死战力守还是开城投降、保全军民方面，意见相持不下。李鸿章决定利用这些矛盾，分化守城将领，果断采取了“剿抚并用”的策略，一面派兵猛攻苏州城，同时又让手下原太平军降将程学启前去劝降，试图分化瓦解守军。

在苏州城外阳澄湖的一条小船上，陈学启秘密会见了苏州守将郜永宽。郜永宽见太平军大势已去，早已萌生投降之意。程学启马上趁热打铁，向郜永宽转达了李鸿章的承诺：只要他肯斩杀主帅谭绍光，献出苏州城，朝廷将封他为二品武官，决不食言。

谈判进行得很顺利，双方各取所需，一拍即合，协议很快达成。郜永宽提出了最后一个条件，必须由英国人戈登出面作保，否则免谈。李鸿章答应了郜永宽的条件，由戈登当面作证，双方折箭为誓，相约起事。

几天后，郜永宽等八将依计行事，刺杀了主帅谭绍光，打开城门迎淮军入城。郜永宽虽已投降，却没有立即解散旧部，并且以防生变仅仅让出半城，留下半城继续与李鸿章讨价还价，欲将自己的部队完整地编入淮军。这让李鸿章起了疑心，杀机顿起，先前的承诺早已抛到脑后。当晚，李鸿章先将戈登支开，然后传令宴请郜永宽等八位降将，说要论功行赏，以示庆贺。八位降将深信不疑，兴高采烈地前来大营赴宴领赏，酒宴排开，清军刀斧手手托顶戴花翎、蟒袍补服，鱼贯而入，欲为八王更衣晋爵，叛徒们乐滋滋地跪地谢主隆恩，身后的刀斧手们手起刀落，八颗人头血淋淋地滚在地上。

叛王们在诛杀慕王谭绍光后，自己也落得身首异处的下场。英国军官戈登少校则认为这些人的性命安全应当保证，他对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极为不屑。并表示强烈的义愤。

在一份未发出的几近歇斯底里的信中，戈登叫道：“李应当辞去江苏巡抚一职，交出关防。……如若不然，戈登将进攻官军，夺回‘常胜军’攻占的全部地方送给太平军。”在李鸿章眼中这无疑是对中国主权的荒谬侵犯。然而戈登由于太激动，几乎未考虑他的言论是否合适。当李鸿章的西方秘书哈立德?马格里博士进入他的住所时，看到戈登正在哭泣。他们还未讲一句话，戈登躬下身子，从床脚下掏出一样东西，举在空中大声狂叫道：

“你看清没有？看清没有？”

“窗棂透进的光线太幽暗。”马格里起初完全没有认出那是个什么东西。戈登再次大声说道：

“这是纳王的头！完全是卑劣的谋杀！”戈登说完，放声大哭。

大发一顿火后，戈登还不解恨。于是提着左轮手枪满城寻找李鸿章，提出要和李巡抚决斗。

因为戈登曾经和纳王折箭为誓履行承诺，现在李鸿章言而无信，等于让戈登也背上了失信的恶名。戈登认为这是奇耻大辱，西方自由主义者是倡导契约精神和诚信道德的。而中国历史上的帝王之道却充满着血腥的权谋、欺诈和背信弃义，从中国先秦时期的秦国大将王翦坑杀二十万长平之战的赵国战俘，到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其中就充斥着王朝政治的欺诈和诡异。

花言巧语后的背信弃义是Z制统治愚弄世人的惯用伎俩。及至现代，更有甚者，公然把这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权术阴谋无耻地称之为“阳谋”者，那已经是统治者寡廉鲜耻地完全不顾伦理道德的掩饰，明目张胆地以欺诈、伪善为手段，公然无视纲常法治的政治堕落和人性变异，以此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权谋，上演了中华民族一幕幕充满血腥的宫廷闹剧。和李鸿章上演的这一幕杀降闹剧相比，李只是略施了中国传统政治阴谋中的一点点小小的伎俩而已。若干年以后的大政治家将整个国家和民族玩弄于股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才导致了那场旷古浩劫。他们才是真正的政治权谋大师。

此刻的李鸿章正陶醉在自己妙计得逞的喜悦之中。巡抚大人万没料到，洋人把信誉看得比命还重要，反应竟会如此激烈。李鸿章自知理亏，只好躲起来，避而不见。戈登却不依不饶，向各方写信，揭露李鸿章的杀降丑闻。他还向清政府建议，立即将李鸿章撤职查办，并将苏州城交还太平军。在戈登的影响下，事情越闹越大，列强甚至签署了一份严厉谴责李鸿章的决议，并警告说，此事可能使列强不再帮助清政府。好在清政府这次坚定支持李鸿章，认为其所作所为并无不妥，李鸿章才免去一场大祸。

戈登把部队撤回昆山，打算不卷入任何攻打太平军的战斗。他的部下也与他持相同的立场。从合法性上讲，尽管戈登已经辞去了“常胜军”管带之职，不再对部队拥有指挥权。可是这支军队因受这个“右倾”的英国军官影响。比由以往的雇佣军首领统帅，更成心腹之患。清廷决定抚慰这伙“夷人”。

年1月4日，一位中国军官驾临昆山宣读御旨，还带来一份厚礼，嘉奖戈登在进攻苏州中立下的汗马功劳。戈登拒不收礼，包括皇帝赏赐的1万两白银和李鸿章送来的缴获的太平军军旗。戈登在圣旨的背面写下了答词：

“戈登少校虽肝脑涂地，也难报答皇帝陛下之奖赏。鉴于夺取苏州后所发生的不幸事件，戈登少校遗憾地表示，他对皇帝陛下的褒扬受之有愧。恭请陛下接受臣仆的良好的祝愿，恩准辞不收礼。”

这无疑是对至高无上的中国皇权的最大侮辱。

好在窝囊的中国皇帝对于洋大人的侮辱已经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了。一时对洋管带的无视君主隆恩的言行束手无策。

李鸿章为平息事态，首先厚葬了被杀的太平军将领，并在报上发表公开声明，说苏州杀降是清政府的决定，与戈登无关。然后，他又拨出白银7万两，重赏“常胜军”，另拨1万两单独奖给戈登，但戈登拒不接受。最后此事不了了之。戈登到昆山以后，向英国公使提交辞呈，但被再三挽留。

李鸿章既对戈登的做法茫然不解，又担心驻扎在昆山的这支雇佣军犯上作乱。一时间力穷计拙。早在年12月27日，他就在一份奏折中建议：

“臣奏请总理衙门和英夷公使就戈登退役达成协议。酌拟‘常胜军’中百余名外邦军官退伍，或准臣挑选合适之人行管带之职。

同样戈登的英国上司布鲁斯对戈登的做法也是气愤不已，他给戈登写信道：

“我要求你千万冷静不要干出蠢事来。”布鲁斯在来信中警告说：“更重要的是不要向报界公布你和中国当局的分歧。”他敦促他再次出兵。戈登为了保全他“挣来的面子”，通过布鲁斯要求清政府训示李鸿章：“今后，凡有外邦军队参加的战斗。应按外国普遍恪守的作战规矩行事。”要求满足后，戈登会见李鸿章。

李鸿章宣布对苏州事件负全部责任。戈登提出下述理由，宣布重新开始活动说：“在苏州处决诸王的行为，背叛了人人赞同的信义。不过抚台有众多理由为自己开脱，在清廷官员眼中，这件事并非不仁不义之举。”

双方表面上握手言和，戈登也表示了对具有中国特色的官场权谋文化的理解。其实在骨子里他还是对中国这些腐败的官员极其看不起的，反而对他对手中的杰出将领李秀成心存敬意。他在苏州给母亲发出的信中写道：

“不过也得承认，与太平军站在一起，多少还有点新鲜感，是对毫无意义的、被人盲目崇拜的满清世俗的蔑视。虽然三个月的仔细观察，使我亲眼看见了太平天国的诸多不足，但朝廷方面更未表现出他们的任何长处。叛乱的中国人无一例外的英勇无畏，义胆侠肝。如果你能有幸目睹忠王的丰采，你就会相信，像他那样的人，注定会成功。不论抚台、恭亲王还是别的满清王公贵族，在他面前都相形见拙。”

八、饱受争议的帝国英雄

几个月以后，常胜军在攻克天津后被清政府解散。戈登带着清政府丰厚的赏赐和馈赠的各种头衔，返回英国过圣诞节。清朝皇帝赏赐的最高荣誉——黄马褂，他并不太看重。作为帝国军官的父亲则非常看重这份荣誉，而戈登最最看重的是在战斗中缴获的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的那把佩剑。

李秀成回天京守城之前，将随身佩剑交给堂弟侍王李世贤掌管，借此为凭，号令东南各部。李世贤出溧阳作战，宝剑留在侍王府内。不料留城守将吴人杰叛变，闭门拒绝李世贤进入，将溧阳城作为献降礼品，拱手交给了天国的敌人，忠王宝剑遂归戈登持有。

不管是什么原因，出于什么目的，戈登把忠王李秀成的佩剑看作最有价值的收藏，他的言词和书信均表露了对佩剑的原主人——一个太平军首领的真诚敬佩。直到戈登死后，此剑才由他兄弟在年转赠给了英国陆军总司令剑桥公爵。或许连他兄弟也认为，忠王宝剑代表的尊严与荣誉，需要特定对应的人物与之匹配。

戈登在华期间，除了打仗杀人外，的确做过一些善事，致力于维护人道主义。八王在苏州城献降之后被杀，纳王郜永宽的儿子在戈登的庇护下得以生存，溧阳城内李世贤的妻母家眷，也被戈登送去上海留养，未遭清军荼毒。沙场冤家立场不同，或因对战争以及军人意义的共识，彼此心里保留了尊重。李秀成和戈登在战场上尽管斗得你死我活，二人之间的书信交往却有礼有节，措辞用语皆不卑不亢。

这是一个被戈登和清政府联手绞杀的对手，却是一个有着无比人格魅力的值得尊重的敌人。至于清政府仿造英国的方式赠送的金质勋章，他最终捐给了英国的慈善机构，将这玩意融化后作为慈善基金资助伦敦的穷困失学儿童。

年1月，戈登回到伦敦，维多利亚女王在温莎堡的圣乔治皇家教堂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授勋仪式，年迈的女王授予戈登巴斯爵位和维多利亚勋章。

一时间，英国出版几十种书籍，将他捧为“不列颠民族英雄”。但是，戈登却悄悄销毁了在华的一部分文件和手稿，并严嘱家人不要把他从上海寄回的家书和日记对外公布。

据大英图书馆存世的资料，这位当年帝国的将星戈登先生，其在海外尤其在中国的辉煌战绩在本国内并不被统治集团特别看重，在国内他其实是长期被冷冻的角色。只是在帝国海外殖民地的事业受到威胁的时候，他才更像一个出土文物被启用，去发挥余热。他也总是不惜余力地效忠女王陛下。

戈登在中国和大英帝国都是一个饱受争议、毁誉参半的人物。在大英帝国，他的所谓清教徒似的节欲生活使人们感觉不可思议，舆论认为他是一个同性恋患者，或者干脆就是一个患有恋童癖的半疯老头，不时还有自闭症发作。戈登爵士的禁欲几乎到了受虐狂的地步，虔诚到了狂热变态的地步，他将自己视为上帝的工具，经常沉迷于神秘的宗教情思，为人处事有时失去理智。他在给他所热爱的姐妹说：

每个人都被委派不同的任务，每个人都被赋予不同的目标；有的人被安排在耶稣右手边的位置，有的人只在在左边……血肉之躯都很难接受这样的判决：“你死了，这个世界与你无关了。”任何人都很难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你被这个世界抛弃了，你无法再感知快乐、忧伤和舒适，因为你只是一具尸体。这就需要我们认识什么是复活。

这具自认为早已死了的尸体在殖民战争的感召下，再次复活了。

年，英属埃及的苏丹穆斯林马赫迪大起义，英国在苏丹的殖民统治摇摇欲坠之时，帝国女王再次想到了这位海外殖民地的英雄战神戈登，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戈登曾经出任埃及在苏丹的总督。在此帝国统治在苏丹遥遥欲坠之际，他再次被委任为苏丹总督。他独自出使喀土穆，希望出其不意攻占这座城市，“把马赫迪打个稀巴烂”。不料自己却陷入重围，在久盼援军而不得的情况下，最终被攻陷喀土穆的义军以长矛刺杀于喀土穆的总督府。

他被视为最高荣誉的中国皇帝赏赐的黄马褂也被起义军缴获，现在还收藏在苏丹国家博物馆。而那支曾经刺杀戈登的长矛却在上世纪的六十年代被当时的苏丹领导人赠送给了到访的中国总理周恩来。

戈登之死源于自由党首相格拉德斯与女王在对待海外殖民地上的不同立场，首相显然不愿意看到女王陛下对埃及的占领，因此无意参与占领埃及的战争。他多次回避救援戈登的建议，支吾搪塞数月后勉强派出远征军前去救援，乃至远征军迟到三天，戈登已被起义军枭首示众。

戈登战死喀土穆，女王陛下无比悲痛，她亲自致信戈登姐妹：

你亲爱的、崇高的、英勇的兄弟，他是那么热忱而勇敢地效忠于他的国家和女王，他的自我牺牲精神为天下人所共知。未能将他营救出来，让我痛心不已。虽然，我一再坚持，和要求那些安排他远征的人及时的支援他，但是他们的承诺却落空了——这让我有一种无以表达的悲痛。事实上，我已经因此病倒……，请你向你的其他姐妹以及兄长表达我真切的同情，我也深刻地感到你们兄弟惨烈但是英勇的牺牲让整个英国为之扼腕痛息。

十三年后，驻埃及的英国殖民军才收复喀土穆，将已经死亡的起义军首领马赫迪尸体从坟墓中挖出枭首示众，算是为他们的殖民地苏丹总督复了仇。

当时23岁的温斯顿?丘吉尔上尉，后来的英国首相，以战地记者的身份进入远征军。他记载道：“把马赫迪的头颅放在一个煤油罐上，就好像是一座奖杯”。随后，集合军乐队，上演了一场户外音乐会，并矫揉造作地流下了许多眼泪。音乐会上演的曲目浓缩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各种情绪：《天佑女王》《总督颂》《死亡进行曲》《挽歌》《遵从我》，私下里丘吉尔对这种亵渎马赫迪尸体的做法非常不满。

《天佑女王》的曲子又在苏丹的土地上响起，但是女王的殖民地事业已经开始江河日下了，“日不落”帝国的太阳已经无可挽回地陨落了。

（待续）

陆幸生：《独立作家》专栏作家。一九五三年生，江苏海门人。出版有长篇小说《银色诱惑》《银豹花园》（获第五届金陵文学奖）《银狐之劫》《扫黄打非风云录》《村官》《兵团梦引》《军旅画魂》，纪实文学集《画册迷案》，文集《书海波澜》，随笔集《拒绝诱惑》《秋风沉醉的夜晚》、《笔底明珠终璀璨》诗集《剑胆琴心》《松风梅影》《岁月远去》等。

主编：谭越森

本期编辑：牧羊子

主编







































治疗效果好的白癜风医院
北京中科医院是假的吗


转载请注明:http://www.douguohua.com/gtmjp/1404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