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外是中国在国际舞台活动的一部分，中国在海外援建的一千多座工业和民用建筑，是我国无私帮助发展中国家、友好互利、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的实体见证。文章综述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改革开放和21世纪头二十年这三个时期中国设计院在海外的设计项目和经历，以各时期的主导思想、潮流联系具体的建成作品进行分析。

援

外

建

筑

△柬埔寨金边奥林匹克公园主体育场（图片来源：中元国际公司）

援外建筑是中国设计院对国家和世界和平发展的特殊奉献，是中国现代建筑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

1

计划经济年代

年始，随着公私合营、“三反”、“五反”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兴起，国营设计院在中国各大城市纷纷成立，以服务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各地热气蒸腾的工业化浪潮。设计人员干劲冲天，几年后，设计工作量、建筑的落成量和建筑规模都远远高于私人执业年代，这对设计专业人员，是鼓舞人心的。从年到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的建筑生产主要围绕三种建筑类型。一是直接为工业化服务的各类生产车间、厂房和厂区。年到年，中国开展“备战、备荒、为人民”，大量重工业、军工产业迁往内地，“三线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建设厂区和厂房，集中力量提高国家实力。第二类是为城市、工厂区和三线建设配套的职工住宅和住宅生活区。工厂和居住区的规模，是中国前所未有的，体现社会主义的理想。第三类是少量体现政权威严的官方会堂和政府建筑[24]。

中国的工业化浪潮是为了提高经济、生产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但这首先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共和国成立初期，正是美苏两大集团冷战针锋相对的时期。中国除了加入苏联的社会主义联盟，也拓展和不结盟国家的关系。年，周恩来总理冒着生命危险，赴印度尼西亚参加万隆会议，结识了不少发展中国家的首脑。援外活动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的。中国对外援助主要包括八种方式：成套项目、一般物资、技术合作、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援外医疗队、紧急人道主义援助、援外志愿者和债务减免援助。其中最重要的是成套项目，主要是指各类建设项目，也就是“对外援建”。

年，中共中央在《关于加强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工作领导的请示报告》中首次提到，以对外经济援助作为手段，巩固自己的政治、经济和外交地位，报告强调，中国的对外援助应优先考虑那些与自己具有类似意识形态和历史经历的国家。在这些受援国当中，蒙古国是最先承认北京政权的国家之一，并推行社会主义政策，因而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得到了中国持续大量的物资援助。对外援助是一项复杂且艰辛的任务，需要由一些特殊的机构进行组织和协调，包括中央外事组、国家计委、财政部和建筑工程部。设计任务下达到建工部所属中央和各大区设计院。

中国的援建，最先是在投资和施工方面进行。年，蒙古首都乌拉巴托建设体育场，由苏联专家设计，中国出资，并由河北省抽调施工队赴蒙援建。年印尼雅加答召开新兴力量运动会，中国全力支持，资助体育场的建设；年柬埔寨金边筹备第二届新兴力量运动会，部分体育场馆和运动员村是由中国资助、设计和建设。这两地的主体育场馆，皆由其本国建筑师设计，中国担当了结构设计和施工①。金边的体育场馆，由柬埔寨年轻建筑师旺·莫利万（VannMolyvann，—年）设计，其悬挑的看台结构、每排坐凳下的通风，启发了中国的设计人员。年落成的广西体育馆就曾受其影响。

△柬埔寨金边体育场馆（摄影：常威）

中国建筑师开始全面担纲设计，是从年援建蒙古乌兰巴托的一系列民用建筑项目开始的，由北京工业建筑设计院设计。其中就包括龚德顺主持设计的乔巴山国际饭店和高级住宅、乌兰巴托百货商店、肺病疗养院等。龚德顺之前主持设计的建设部大楼，采用的是“布扎”加折衷的手法，既回应了当时官方提倡的“民族形式，社会主义内容”，又试图抵制颇为时髦的“大屋顶”做法。而援建蒙古的这些设计，其现代主义实验受人瞩目，因为现代主义国际式在当时被中国官方批判为“西方资本主义建筑风格”，因而较少用于国内的重要建筑项目。由于意识形态和地域文化的不同，加上施工和预算制约，海外援建项目往往成为中国建筑师探索和尝试现代主义美学风格和形式语言的一块“飞地”。

△蒙古乌兰巴托百货大楼（摄影：常威）

这种实验典型地体现在斯里兰卡科伦坡（Colombo,SriLanka）的班达拉奈克国际会议大厦（BandaranaikeMemorialInternationalConferenceHall）的设计中——展现了中国建筑师在结合现代建筑语汇与当地气候和传统文化方面的能力和技巧。年，周恩来总理访问了斯里兰卡，时任斯里兰卡总理的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夫人（Mrs.SirimavoBandaranaike）请求中国援助修建一座缅怀其丈夫的建筑。在周总理同意其请求之后，建筑工程部指派北京工业建筑设计院提供设计方案。同年八月，由院长袁镜身、总建筑师戴念慈、建筑师扬芸、结构工程师由宝贤以及其他助理人员组成的项目小组飞往科伦坡进行现场设计。建筑师戴念慈和扬芸等人提供了两个方案供斯里兰卡方挑选。两个方案最大的不同是会议大厅的主体部分，一个是八边形，一个是圆形。班达拉奈克夫人最终选择了八边形。这个方案位处科伦布中心外交使馆区，占地13英亩（约㎡），总建筑面积约㎡。由进厅引导到两侧沿边的大楼梯上到二层，会议大厅前设宽阔前厅，摆放毛主席和周总理的白色胸像。会议大厅内分楼座和池座，主会议大厅能够容纳人，配备同声传译等设备。会议大厅下为展览和活动室。[25]

建筑师的构思，是用柱廊托起屋顶，这样外墙可以自由和轻松地布置。设计将28m高的会议大厅安排在抬高的平台之上，并由40根大理石柱子环绕外部形成柱廊。入口踏步中轴对称，极具仪式感。柱廊的白色柱子均由金色花纹装饰，由柱廊支撑钢结构屋顶倾斜向上，屋顶向外出挑，将大厅外的玻璃幕墙遮蔽在阴影之中。原设计只有会议厅内部是使用空调的，大厅全部采用百叶自然通风，这在热带地区是常用的通风处理手法，效果好且节能。直到年改建时，大厅才实行全封闭空调。戴念慈和他的同事运用了当地的建造方法和装饰细节，试图将斯里兰卡传统建筑风格用现代建筑概念完整地展现出来。整个建筑使人联想到美国建筑师爱德华·斯通（EdwardD.Stone）年在印度新德里（NewDelhi）建造的美国大使馆[18]。

△斯里兰卡班达拉奈克国际会议中心（摄影：薛求理）

年，班达拉奈克夫人的第一个任期结束，班达拉奈克国际会议大厅的设计也因而延迟，年她再度出任总理，并要求中国政府继续完成这个项目。然而当时的中国正卷入“文化大革命”的动荡当中，当年参与项目的建筑师和工程师正在农村下放。同年，他们被召回北京重启这个项目。从年末到年初，大约位中国的技术人员和建筑工人以及位斯里兰卡工人参与了这项工程，工程所用的大部分材料和设备均由中国捐赠，40根柱子贴面的洁白大理石购自越南。斯里兰卡是发展中国家，20世纪60至70年代建造的大部分民用建筑都是砖石和木结构。班达拉奈克会议中心建成后，成了该国最高等级的建筑，举行国家元首间的国际会议，也供本地院校举办毕业典礼和其他官方或民间活动，是当地政治和文化生活中的重要场所。中国还负责了该建筑此后的扩建和维修，并于该建筑落成40周年的年，在庭院中加建研究中心、会议准备室等辅助设施。斯里兰卡项目的卓越设计，在国内通过《建筑学报》等杂志广泛传播，对年后的中国建筑实践起到引领作用。[24]

这一时期的代表性援外作品还包括苏丹友谊厅、几内亚人民宫、索马里国家剧院、坦赞铁路火车站以及一些工业厂房等等，这些建筑与我国同类建筑相呼应。因为有了国内建设的经验，援建建筑有时表现出更加成熟的设计，其中一些成为了中国建筑师的代表作。比如，位于苏丹首都喀土穆的友谊厅是“文革”后期上海市民用建筑设计院汪定曾主持设计的一个优秀案例。建筑位于尼罗河南岸，根据功能灵活布局，自由舒展，颇有包豪斯校舍的灵动，打破了政府机构建筑的纪念性和对称布局。友谊厅的造型简洁，形式组合清晰，没有采用过多的符号，整体效果十分节制和洗练。与班达拉奈克会议大厅、几内亚人民宫、索马里国家剧院类似的是，它们都采用抽象的形式语言，运用湿热地带典型的遮阳花窗，共同表达了一种地域特色鲜明的现代主义建筑，这在国内也十分罕见。

—年间的援外工程代表了中国现代主义建筑发展的一个高峰，具有以下三方面特征——这些特征也是随后的援外实践难以企及的。

第一，当时的援外建筑，主要由北京工业建筑设计院（建设部设计院的前身）、华东工业设计院和上海市民用建筑设计院（华建集团的前身）、铁道部设计院等少数几家大设计院承担。这些设计院集中了中国最优秀的建筑师，由他们带队现场考察，亲自设计。援外项目是中国赠送给外国的礼物，所以建筑师和施工人员的选择往往倾向于那些政治立场坚定、技术过硬、身体健康、“又红又专”出身好的同志，其设计大都经过集体讨论、反复推敲。项目只考虑政治影响，工程不为利润，参与人员不辱使命。而且设计的时间，都较以后市场经济时的项目要长。设计项目经过了充分的酝酿推敲。

第二，参与援建的部分建筑师具有国际留学经历和视野，又了解受援国的基本建筑状况，对国际话语和实践相对熟悉，尊重地域文化，努力摆脱国内主流美学风格。

第三，建筑师的原创设计能够得到领导和对方业主的尊重，很多时候是受援国总统或总理等高层人士亲自拍板和支持。这些人大都高瞻远瞩，见多识广，有极高的审美和决断能力。

2

改革开放年代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建筑援外数量在增加，地域从亚洲、非洲扩大到拉丁美洲和大洋洲。建筑类型，既有纪念性的国家会议中心、体育场馆，也有许多中小型的适用项目，如青少年活动中心、学校、医院、农业展示基地等。由于国民经济总产值的增长，援外占国家开支的百分比不断下降，且意识形态的一致性已经不再是对外援助的主要

转载请注明:http://www.douguohua.com/gtmmj/1981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