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下半年以来，中东地区大国纷纷调整对外政策，使中东国际关系呈现出积极的缓和迹象，并尤其以沙特与伊朗、土耳其与沙特、土耳其与埃及等地区大国关系缓和为主。尽管这种关系缓和与地区国家转型异常艰难、多个地区国家政局动荡、热点问题僵持无解等危机事态并存，但也不失为中东形势的积极变化。

最近，土耳其与阿联酋关系的缓和成为地区国家关系缓和的又一表现。12月13日，应阿联酋外长邀请，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正式访问阿联酋。15日，恰武什奥卢会见了阿联酋高级官员，并在推特上称“将进一步发展我们与阿联酋的经济和商业关系”，他还向记者称赞了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本·扎耶德·纳哈扬（MohammedbinZayedalNahyan）对土耳其的访问。11月24日，应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邀请，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对土耳其进行了正式访问。这是穆罕默德王储自年以来首次对土耳其进行正式访问，也是阿联酋与土耳其近年来首次高层会晤。据报道，穆罕默德与埃尔多安就地区局势等议题进行了会谈，双方还签署了涉及能源、环境、金融、贸易、技术、交通、基础设施等领域的10项合作协议。此外，阿联酋还拨出亿美元用于向土耳其投资。这对于近期货币严重贬值的土耳其来说无疑是最大的利好消息。

尽管土耳其与阿联酋关系缓和是在土耳其货币严重贬值、金融危机风险加大的特殊背景下发生的，同时也与美国中东政策调整、土耳其与地区大国（沙特、埃及）关系缓和等因素密切相关，但双方关系的缓和还是令外界感到吃惊。因为直到不久前，埃尔多安还一直坚持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对中东地区内所有反对土耳其的行动负有责任。国际舆论对土耳其与阿联酋关系缓和的意义做出了极高的评价，英国《独立报》甚至称穆罕默德访土标志着两国之间多年“冷战”的结束。

由于土耳其与阿联酋关系缓和十分突然，国际舆论的解释可谓众说纷纭，甚至不乏各种阴谋论。那么双方关系缓和的动力究竟何在？这种缓和究竟是双方的战略选择还是权宜之计？

土耳其与阿联酋的主要矛盾冲突

就在一年多前的年10月，半岛电视台曾经针对阿联酋和土耳其对抗性关系领域之广指出：“土耳其与各国的外交关系根据具体的问题、时机与交织的因素而有所不同，这种关系时而敌意加剧，时而有所缓和，但是土耳其与阿联酋之间的关系却是一个例外——这种关系始终处于危机之下，而且在地区几乎所有的问题上，双方都以直接而清晰的立场站在冲突的两端。”土耳其作家乌穆特·乌拉斯年5月指出：“土耳其和阿联酋已经进行了地区性的权力斗争，两国之间的冲突成为了零和冲突，因为双方都无法取胜，但如果一方获胜，另一方就会输掉。”

第一，双方围绕穆斯林兄弟会存在尖锐矛盾。

“阿拉伯之春”以来，借势而起的伊斯兰主义力量经历了从得势到失势的大起大落。在此过程中，以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下文简称“穆兄会”）为代表的伊斯兰主义政党不仅成为影响阿拉伯国家转型的重要因素，而且成为中东地区力量争夺地区领导权的工具。以穆兄会为例，其在埃及的发展经历了从大起到大落的过程。总体而言，从年2月到年6月，穆兄会在选举政治中迅速崛起并掌握权力；从年6月到年8月，世俗派与伊斯兰主义政治力量对立加剧，最终导致军方废黜穆尔西政权，并在此后把穆兄会定性为恐怖主义组织进行打压。

在埃及穆兄会大起大落的过程中，基于意识形态和现实利益的不同考虑，阿联酋与沙特阿拉伯持反对穆兄会立场，并支持埃及塞西政府镇压和打击穆兄会；土耳其和卡塔尔则支持穆兄会，并因此与埃及塞西政府、沙特、阿联酋龃龉不断。围绕穆兄会的对峙也成为土耳其与阿联酋矛盾对抗的重要领域。总之，在中东变局中，形成了以土耳其和沙特为中心的亲穆兄会阵营和反穆兄会阵营，土耳其与阿联酋分属于两个对立阵营。因此，埃尔多安曾经公开谴责穆罕默德·本·扎耶德，称其是年埃及军方通过政变推翻穆兄会穆尔西政权的幕后黑手。

从本质上来说，阿联酋和沙特一起反对和打击穆兄会，其根本目的在于消除穆兄会代表的伊斯兰主义力量的威胁。面对伊斯兰主义政党崛起威胁海湾阿拉伯国家逊尼派君主政体安全，沙特、阿联酋试图与摩洛哥和约旦等阿拉伯君主国结成联盟，组成“反穆兄会轴心”，以巩固传统伊斯兰政权的合法性。但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则与穆兄会惺惺相惜，试图通过支持穆兄会来推广“新土耳其模式”。

土耳其与阿联酋之间的意识形态矛盾也恰如正义与发展党领导人拉苏尔·托森所言：“土耳其模式在阿拉伯人民之间颇具吸引力且广受欢迎，因为它基于人民的意志和权利的轮换……这种模式让阿联酋感到恐惧，因此，阿联酋试图扭曲土耳其的形象，并试图从其境内实现政变。”

第二，双方围绕卡塔尔断交危机存在深刻矛盾。

土耳其对卡塔尔断交危机的政策引起了阿联酋的强烈反对，导致双方的矛盾更趋公开化。年6月5日，阿联酋与沙特、巴林、埃及一起宣布与卡塔尔断交。土耳其强烈反对阿联酋、沙特等海湾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国家对卡塔尔实施制裁，并为卡塔尔提供重要的生活物资，以缓解封锁对卡塔尔造成的冲击。

在卡塔尔遭到封锁后，土耳其国民大会立即批准了土耳其在卡塔尔建设军事基地的协议，并在数周后向卡塔尔派遣驻军，双方还举行了联合军事演习。土耳其对卡塔尔的支持及其影响也正如美国兰德公司的报告所言：“土耳其的介入延长了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之间的争端，因为它对多哈的支持使卡塔尔在挑战海湾合作委员会方面更加平等——使多哈避免在解决争端方面做出更多让步。”

第三，土耳其对阿联酋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严重不满。

年8月13日和9月12日，阿联酋、巴林和以色列实现关系全面正常化；9月15日，在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主持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先后与阿联酋外长阿卜杜拉和巴林外交大臣扎耶尼签署正常化协议，随后四方共同签署了《亚伯拉罕协议》。阿联酋、巴林由此成为继埃及（）、约旦（）之后第三、第四个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阿拉伯国家。

此事引起了土耳其强烈不满，埃尔多安也多次对此进行强烈谴责，他曾谴责《亚伯拉罕协议》是对巴勒斯坦人民的背叛。其根本原因在于年土耳其正义发展党执政以来，不断通过支持巴勒斯坦谋求地区热点问题的话语权，并与以色列龃龉不断。有评论认为，阿联酋与以色列结盟的目标并不像其宣称的那样针对伊朗，而是针对土耳其，因为土耳其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对海湾国家统治者构成了威胁”。

第四，双方在利比亚以及东地中海、红海存在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争夺。

在利比亚，土耳其支持西部伊斯兰主义力量组建的国民政府，阿联酋和沙特、埃及、俄罗斯等国家则支持东部哈夫塔尔领导的“国民军”。有消息称，阿联酋向哈利法·哈夫塔尔提供了飞机、军用车辆和雇佣军。土耳其与阿联酋在利比亚的争夺既是双方支持和反对伊斯兰主义这一意识形态矛盾的延续，也与土耳其与希腊、塞浦路斯、以色列、埃及等国争夺东地中海海洋权益尤其是油气资源密切相关。

年11月，土耳其与利比亚国民政府签署海洋划界协议，该划界协议遭到了埃及、希腊、塞浦路斯等国强烈反对，而这些国家也基本上是在利比亚问题上反土耳其阵营的成员。更为严重的是，土耳其还向利比亚派兵（据报道多是在叙利亚参战的雇佣军和极端分子），对抗阿联酋支持的哈夫塔尔力量，成为阿联酋、沙特、埃及等国利比亚政策的最大障碍。年9月14日，英国新闻网站“中东之眼”总编辑大卫·赫斯特在评论中指出，位于东地中海地区的国家都对土耳其异常愤怒，指责它想要恢复奥斯曼帝国的统治。

此外，在红海和东非之角，阿联酋和土耳其也纷纷建设军事基地，使双方的地缘政治竞争不断加剧。

第五，双方互相指责对方干涉本国内政。

土耳其经常指控阿联酋为年土耳其的未遂政变提供经济支持。在土耳其看来，政变发起者“居伦运动”得到了阿联酋的资金支持；阿联酋则指责土耳其通过支持穆兄会等伊斯兰主义力量向阿联酋渗透。

土耳其和阿联酋的媒体也纷纷攻击对方干涉内政，半岛电视台评论指出：“阿联酋从政治和媒体上对土耳其发动了最为严重的进攻，认为土耳其在地区的政策带有殖民主义色彩和扩张主义色彩，另一方面，阿联酋最近也受到了来自土耳其的最为直接、最为清晰的点名批评。”双方甚至还多次抓捕有对方背景的“间谍”。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领导人拉苏尔·托森甚至高调地指出，阿联酋帮助帝国主义的美国和犹太复国主义的以色列，并针对土耳其实施间谍活动。因为“帝国主义势力正为一个独立而强大的土耳其感到烦恼，因为土耳其已经成为了捍卫自身利益和地区利益的区域大国。因此，这些帝国主义势力试图制止或挫败土耳其，并将阿联酋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

此外，双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伊核问题、也门问题、叙利亚危机等传统与新生热点问题上都存在严重的分歧。

土耳其与阿联酋关系缓和的动因及前景

土耳其与阿联酋关系缓和，其中既有国际和地区形势变化的因素，也有双方关系中核心障碍即穆兄会因素作用趋弱的因素，更有土耳其货币里拉严重贬值、土耳其对阿联酋投资需求巨大这一关键因素，甚至也不排除媒体所谓的政治交易因素。

第一，美国中东战略调整和地区大国关系变化，构成了土耳其与阿联酋关系缓和的国际和地区背景。

年5月以来，沙特与伊朗、土耳其、叙利亚的关系，以及土耳其与埃及、以色列关系同时出现缓和迹象，但其中的主线是土耳其、沙特、伊朗等地区大国针对美国加快从中东进行战略收缩做出的调整。此外，沙特、伊朗、土耳其、埃及等地区大国之间的关系改善，也有一定的内生动力，主要是各大国在内政和外交方面都面临一系列困难，进而通过缓和与地区大国的关系减轻压力。在中东地区大国格局中，阿联酋在很多问题上都是沙特阵营中的一员，无论在埃及、也门、利比亚等问题上都是如此，当然双方也有不容忽视的矛盾嫌隙。在地区大国特别是土耳其与沙特关系调整的背景下，近年来在地区事务中异常活跃的阿联酋自然也会积极进行适应性调整。

伴随地区形势变化，土耳其与阿联酋彼此认识到对方在地区事务（包括近期的埃塞俄比亚、苏丹问题）中的作用以及双方缓和关系的必要。这也恰如土耳其学者萨利赫的评论：“阿布扎比了解土耳其-埃及对话、土耳其-沙特对话、土耳其在复兴大坝问题上的倡议以及苏丹主权委员会主席阿卜杜勒·法塔赫·布尔汉访问土耳其事宜，随后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艾哈迈德访问土耳其首都，与此同时，安卡拉还了解阿联酋解决埃塞俄比亚与开罗和喀土穆冲突的计划细节，以及阿联酋在推动解决阿富汗问题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其中讨论了阿拉伯区域计划并将其提交给冲突各方。”

第二，以土耳其和沙特为首的亲穆兄会和反穆兄会阵营的矛盾有所下降，土耳其与沙特、埃及关系缓和，使土耳其与阿联酋关系中的穆兄会因素作用下降。

年5月，沙特国王萨勒曼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两次通电话、土耳其外长访问利雅得，都是土耳其与沙特关系缓和的重要表现；年5月和10月，土耳其与埃及两次举行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探索性会谈”，土耳其承诺采取措施限制穆兄会在伊斯坦布尔的活动。土耳其与沙特、埃及在穆兄会问题上的关系缓和无疑为土耳其与阿联酋关系缓和创造了条件。有评论指出，“‘阿拉伯之春’”十年后，大多数革命已经结束，穆斯林兄弟会的力量已经退出，从而缓解了阿布扎比和安卡拉之间紧张局势的两个主要来源。”另有评论不无讽刺地指出，“关于穆斯林兄弟会的冲突正在被金钱的兄弟会（thebrotherhoodofmoney）所取代”。

第三，土耳其与阿联酋经贸关系密切，尤其是当前土耳其货币里拉严重贬值导致的金融危机风险，使阿联酋的投资对平抑其国内经济和政治压力至关重要。

长期以来，土耳其与阿联酋的经贸关系十分密切，即使是双方政治关系紧张之际，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也没有下降。值得注意的是，阿联酋对土耳其的投资目前在海湾国家中排名第一，投资总额达43亿美元。

最近几年来，土耳其里拉多次出现严重贬值，年以来土耳其里拉对美元汇率跌幅已达近40%，已成为年内新兴市场表现最差的货币，今年10月份土耳其通胀率已达近20%。通常来说，主要经济体将2%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设定为合理水平，超过3%就有物价失控的风险，超过5%就被认定为恶性通胀。但土耳其的CPI数据连年高位且不断上升。年10月土耳其的CPI为8.55%；年1月为14.97%；到年10月，土耳其通胀已攀升至19.89%。一般而言，在通胀高企的情况下，央行往往采取加息措施，但土耳其央行非但没有加息，反而多次降息。自今年9月起，土耳其央行仍连续3个月降息，导致土耳其物价大幅上涨，使低收入家庭受到严重打击。对此，埃尔多安的解释是“降息以对抗通胀”，但业内认为降息恰恰是近期里拉暴跌的导火索。

由于高通胀和低利率使里拉价值严重下跌，土耳其人对本国货币信心严重下降，不断将资金兑换为美元和欧元储存。目前，外币存款占土耳其银行业所有存款55%，约为亿美元。

土耳其里拉跳水已引起国内政治动荡和埃尔多安支持率持续下降。最近，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和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的抗议者走上街头，要求埃尔多安及其政府辞职。根据土耳其民意调查公司（Metropoll）的数据，年10月埃尔多安的支持率下降至38.9%，较9月下降2.5%。

有评论指出，在年大选临近的情况下，埃尔多安若想保持权力，必须实现恢复经济，他正试图通过从出口产品中获得外汇使土耳其里拉停止自由落体般的下跌，他称之为“经济独立战争”（EconomicWarofIndependence）。在此背景下，财力雄厚的阿联酋的投资尽管无法改变土耳其经济的结构性矛盾，但无疑还是埃尔多安为提振经济信心必须抓住的稻草。这也诚如媒体评论所言：“为打赢‘经济独立战争’，埃尔多安似乎已经决定与穆罕默德·本·扎耶德结成联盟，尽管直到最近他还是他的主要敌人之一。”

据报道，阿联酋和土耳其还有开辟从海湾到地中海陆上经济通道的战略考虑。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阿联酋等波斯湾国家对欧洲的供应链已经开始依赖于苏伊士运河。阿联酋希望通过土耳其和伊朗建立一条直达波斯湾的陆地线路来打破这种依赖，从而将18-20天的运输时间减少到3-4天。而这条通道的开辟，需要得到土耳其的认可。

第四，据媒体报道，埃尔多安和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之间还存在特殊交易。

据报道，在年，居住在阿联酋的土耳其黑社会组织头目塞达特·佩克（SedatPeker）的，已经成为土耳其与阿联酋关系中的关键因素。因为他不断有组织地通过社交平台（YouTube）发布视频，视频内容涉及正义与发展党政府高官贪腐，而视频制作地在阿联酋。因此，土耳其与阿联酋达成了交易，阿布扎比查封不利于正义与发展党的视频制作和传播，而土耳其切断对穆兄会的支持。分析人士称，塞达特·佩克将不得不离开阿联酋。媒体评论甚至还指出，土耳其每次里拉危机都与政治交易相伴。例如，年，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运用推特引发了土耳其货币危机，其结果是土耳其释放了其监押的美国牧师安德鲁·布鲁森。（AndrewBrunson）。

土阿关系缓和是根本性改变还是权宜之计？

如同近期中东地区大国关系调整一样，土耳其与阿联酋关系缓和的前景及其实质也是令人迷惑的问题，即双方关系究竟是根本性的改变，还是为了各自眼前利益的权宜之计。笔者的看法是，穆罕默德·本·扎耶德高调访问土耳其并得到埃尔多安高规格接待，无疑会使双方关系相对过去有极大的改善。如上所述，中东地区大国关系缓和、穆兄会作用下降、土耳其的经济需求等，都是双方关系改善的动因。事实上，过去双方的矛盾冲突也更多表现为在第三方的争夺，如叙利亚、利比亚、埃及等，双方并无你死我活的矛盾纷争。

但是，当前土耳其与阿联酋关系缓和并不能彻底改变双方关系中的矛盾。首先，中东地区大国关系缓和程度仍然有限，尤其是土耳其与沙特、埃及、以色列的关系仍存在不确定性，一旦其关系出现波折，都会作用于土耳其与阿联酋的关系。其次，土耳其与阿联酋在很多地区热点问题尤其是利比亚、叙利亚问题、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矛盾依然存在。再次，土耳其和阿联酋都是在中东地区异常活跃的国家，都有地缘政治雄心，使双方容易在第三方出现地缘政治纷争。最后，土耳其国内政治复杂性的影响。

目前土耳其内政与外交的矛盾张力突出，因国内政治需要导致外交“变脸”频繁，这是新世纪以来土耳其与主要世界大国和地区国家关系波折不断的原因所在。

“中东睿评”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刘中民教授的专栏，坚持现实性、理论性、基础性相结合，以历史和理论的纵深回应现实问题。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